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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The First Confession
請先讓我辯解一下。我跟溫德爾說分手之前什麼事都好好的,絕對是事實;或者說,是我知道的事實;換句話說,是我想看到的事實。
剝掉辯解之後的真相是:我說謊。
有件事我沒跟溫德爾說:我現在應該在寫書才對 ── 可是進行得不太順利。「進行得不太順利」的意思是:我其實沒在寫。不寫書本來也無所謂 ── 如果我沒簽合約、在法律上沒義務寫出一本書、也不必退回我戶頭裡不復存在的預付款的話。好吧,就算我有辦法退回預付款,沒動筆的問題還是很大條 ── 因為我除了當心理師之外,也是文字工作者。寫作不只是我分內的事,也是我之為我的意義所在。如果我不寫作,我會失去自己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經紀人告訴我:要是這本書交不出來,也沒機會寫下一本了。
我並不是文思枯竭、下不了筆什麼的。事實上,在我應該好好寫書的那段時間,我寫了一大堆機鋒處處、深情款款的電郵給男友 ── 還同時對家人、朋友,甚至男友宣稱我忙著寫書。我像是隱瞞賭癮的賭鬼,每天早上穿得人模人樣,親吻家人,說聲再見,然後直奔賭場,而非辦公室。
我本來真的想跟溫德爾講這件事,但我每次晤談都把焦點放在度過分手,所以沒機會講。
當然,這也是彌天大謊。
我之所以沒跟溫德爾提這本我沒在寫的書,是因為我每次想到都頭痛不已,驚慌、恐懼、後悔和羞恥一湧而上。每當這件事闖進我腦袋(它一再發動突襲,跟費茲傑羅〔Fitzgerald〕說的一樣:「在靈魂深夜,總在凌晨三點,日復一日。」),我都肚子一緊,像是快麻痺似的。接著我會開始質疑一路走來每條岔路上的爛決定,因為我深信自己之所以會落入這般窘境,都是因為做了一個人生裡數一數二的超級爛決定。
也許你在想:哇咧!是要命多好才有人找你簽約寫書啊?結果你不寫?要不要來工廠一天做十二小時看看蛤?你嘛幫幫忙!這種質疑我懂。畢竟,我以為我是誰啊?《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Eat, Pray, Love)的伊莉莎白.吉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嗎?明明丈夫愛她她卻選擇離開,多委屈似地躲在浴室哭?還是《過得還不錯的一年:我的快樂生活提案》(The Happiness Project)的葛瑞琴.魯賓(Gretchen Rubin)呢?有體貼英俊的丈夫、健康活潑的女兒,超過大多數人一輩子見識過的錢,卻還是覺得哪裡怪怪的,隱隱有種少了什麼的感覺?
講到魯賓的書倒提醒我一件事:我還沒講那本我沒在寫的書中最重要的細節 ── 主題是什麼?快樂。是的,一本談快樂的書讓我鬱悶得要死。這很諷刺,但一點也不好笑。
我本來根本不用寫談快樂的書的,會答應要寫只是因為 ── 如果溫德爾的「為更大的事難過」理論正確的話 ── 只是因為我很鬱悶。話說從頭:我決定要寫那本書的時候才開業沒多久,也剛為《大西洋雜誌》(Atlantic)寫了封面專題:〈怎麼讓您的孩子需要心理治療:為什麼我們這麼在意孩子快樂與否,反而可能造成他們成年後不快樂?〉。在當時,那是《大西洋雜誌》創刊一百多年來被轉傳最多的文章。我上全國電視和廣播節目談它,外國媒體也找我電話訪問。一夕之間,我成了「親子教養專家」。
事情接著這樣發展:出版商想找我把〈怎麼讓您的孩子需要心理治療〉擴寫成書。他們開出價碼,想蹭熱度 ── 我不知道還能怎麼說 ── 海撈一大筆。那個價碼是我這種單親媽媽做夢都夢不到的,足以讓我們這個單薪家庭財務輕鬆好一陣子。那樣的書能帶來全國各地學校的演講邀請(我喜歡演講),也能吸引數量可觀的病人(這對剛剛自立門戶的我很有幫助),電視台甚至考慮把那篇文章拍成劇(如果再加上暢銷書光環,很可能已經成事了)。
簡言之,書商給我機會把〈怎麼讓您的孩子需要心理治療〉寫成書,而這本書可能改變我職涯生活和財務未來的風景,我的回覆呢?沒眼光得令人髮指:感謝你們的邀約,但……容我辭謝。
我腦子沒壞,只是拒絕了。
之所以拒絕,是因為我覺得這樣不對。主要是我認為世界上不需要再多一本談過度教養的書。敏銳、深刻、從各種角度談過度教養的書已經幾十本了。早在兩百年前,哲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就已簡潔俐落地用一句話總結:「太多家長太熱中於讓孩子過得輕鬆,結果是讓他們的人生困難重重。」再把時間拉近一點 ── 精確點說,拉到二○○三年 ── 在最早談過度教養的那些書裡,有一本的書名取得貼切:《無時無刻不操心》(Worried All the Time)。裡頭這樣講:「良好教養的原則很單純 ── 溫和,同理,以及隨孩子的性情做調整,這些原則不太可能因為最新科學發現而改變。」
我自己也是媽媽,對親職焦慮也不能免疫。事實上,我當初之所以會寫那篇文章,是希望能幫到可能尋求心理諮商的家長。要是我為了跟風撈錢把它擴寫成書,讓自己變成另一個誇誇其談的「親子教養專家」,我會覺得自己也成了這個問題的一部分。在我看來,家長不需要再一本書告訴他們冷靜下來,讓自己喘一口氣;他們需要的其實是從教養書洪流中抽身(《紐約客》〔The New Yorker〕後來也對教養書氾濫的現象幽了一默,說:「此時再出同類書籍只是殘忍。」)
於是,我拿出抄寫員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的口頭禪:「恕難從命」,而結局也跟他一樣慘。接下來幾年,我眼睜睜看著越來越多談過度教養的書橫掃書市,卻只能用各種後悔照三餐捶心肝:這麼大筆錢送上門來還拒絕,我算是成熟的大人嗎?我才剛剛完成無薪實習,有研究所學貸得還,而且家裡得靠我一個人養,我幹嘛不答應下來,趕快寫一本親子教養書交出去,坐等名利雙收,然後快樂過日子呢?畢竟,世上有多少人有這般奢侈,能只做自己覺得最有意義的事?
沒答應寫親子教養書的後悔,也因為讀者對那篇文章持續不斷的迴響更形複雜:我每個星期繼續收到讀者來信和演講邀約 ── 全是關於〈怎麼讓您的孩子需要心理治療〉。讀者和聽眾一個接一個問:「這會出書嗎?」不會,我真想回答,因為我腦子進水。
我認真覺得自己那時腦子進水,因為:為了彌補沒有搭教養書熱潮大賺一筆的遺憾,我答應寫一本(現在讓我既煩惱又鬱悶的)快樂書。為了在剛開始執業之際維持收支平衡,我非寫一本書不可,而且我覺得自己還是可以給讀者一些建議。只是這次不是講家長過於努力結果讓孩子不快樂,而是談我們太過努力結果讓自己不快樂。我覺得這個觀念深得我心。
可是,每當我坐在書桌前開始動筆,我都覺得這個主題跟過度教養一樣,不太能讓我產生共鳴。相關研究未曾、也無法反映我在諮商室裡觀察到的細微之處。有些科學家甚至用複雜的數學恆等式推算快樂值,他們的前提是:快樂並不是因為事態發展多好,而是因為事態比預期中更好。那個恆等式長這樣:
簡單來說就是:快樂等於現實減掉期望。照這樣說,先告知壞消息再把話收回來能讓人快樂(個人認為這只會讓我抓狂)。
我是能把一些有趣的研究兜在一起,但我覺得那只是隔靴搔癢,沒辦法真正講出我想講的東西。可是,不論從我的新職業或生命歷程出發,隔靴搔癢都不再能讓我滿足。人不可能受過心理治療訓練卻一成不變,你會變得更在意事物核心,即使你沒有發現。
無論如何,我告訴自己沒關係,寫就對了,擺平它吧。我已經搞砸一本教養書,不能再搞砸這本快樂書。可是一天過了一天,我就是沒動力好好寫,它為我燃起的熱情跟教養書一樣微弱。我怎麼搞的?怎麼又讓自己落入這種局面?
念研究所時,我們會透過單面鏡見習心理諮商。有時候我坐下來寫快樂書,會想起當時觀察過的一個三十五歲病人。他來尋求心理治療的原因是:他明明很愛他太太,也覺得她很迷人,但就是忍不住發生外遇。他跟他太太都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矛盾,為什麼他的行為這麼牴觸他認為他想擁有的信任、穩定和親密。他在晤談時說,他厭惡外遇給他太太和婚姻帶來混亂,也知道自己不符合自己理想中的丈夫或父親形象。他談了一陣自己多想停止外遇,可是又對自己為何一再外遇毫無頭緒。
心理師對他說,人不同的部分想要的事物常常不同,如果硬要自己無法接受的部分噤聲,它們可能會以其他方式要求被聽見。心理師請他坐到房間另一頭,讓選擇外遇那部分的自己發聲,先別急著把它趕走。
那個病人剛開始有些不知所措,但他漸漸講出隱藏的自我是怎麼想的。驅使那個負責、深情的丈夫做出自我挫敗行為的,正是這部分的他。他被自己的兩個面向拉扯,我也一樣:一部分的我想養家活口,另一部分的我想做點有意義的事 ── 能觸動我的靈魂、最好也能打動別人靈魂的事。
男友剛好在這時出現,讓我從內心交戰中分心。少了他之後,我本來該好好寫書的,但我卻用上網肉搜他來填補空虛。我們很多自毀行為都源於情感空虛,而這片空虛總是召喚別的事物填補。現在,既然溫德爾要我別再肉搜男友了,我覺得自己該負起責任。我沒藉口不好好寫書了,即使這本談快樂的書讓我無比鬱悶。
而且,我好像該讓溫德爾知道我闖了什麼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