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脊垭上有一棵大槲树。树下两百米的下坡，进入盘山路，南去十五里是镇街，往北二十里能到独堆山。独堆山人背着山货去镇街赶集得经过这里，镇街的人去独堆山砍柴掮椽得经过这里。这里在民国年间只有一个客栈，相传那是土匪的窝点。土匪绑票了过往的路人，客栈老板出面谈保释的价钱，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末了在客栈里摆一桌谢恩宴。解放后土匪没了，客栈也没了，有人开始在这里住家。四面八方的人也都迁来，逐渐形成寨子，屋舍从垭上一直盖到垭后两条沟里。寨子里人多，姓啥的都有，所以叫作百氏寨。
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百氏寨人习惯了争斗，是非不断，最费村长。第三十四任的村长在镇政府叫苦：“我一天光处理骂仗就处理不完！”百氏寨人骂人最恨的是：你不得好死。或许是都骂过人，也都被人骂过，二十年间，寨子里该死的人，除了阮小手，近二百人，不是滚坡溺水、雷击兽咬、上吊投井，就是被绝症折磨，情杀、财杀、仇杀，都没有好死。
阮小手家就在大槲树下，和整个寨子隔了一千米，是个独户。出门就是通往盘山路的那个下坡，三间石墙石板瓦的房子远远看着便不稳，似乎随时就要滑溜了。但这房子算是百氏寨最早的房子，当年做过客栈的骡子棚。阮小手的爹饲养了骡马，阮小手也出生在棚里。土匪和客栈的掌柜、伙计，包括阮小手的爹，被镇压那天，阮小手也在其中，执法主任说：“他没罪行，让他活去。”阮小手就活下来，住在棚里。在人民公社时，阮小手把棚子改建成三间石屋，想着有房子了就能找下媳妇，但他因家庭出身原因，一直没找下。还讲阶级斗争的岁月里，每每运动开始，寨子里的贫协主席就警告他：“老老实实着！明白不，让你活着，就是让你排毒哩，赎罪哩！”阮小手明白，啥时候都不敢乱说乱动。慢慢地，和寨子里的人生分着，寨子里的人也不在意他。只是每年五月端午，要包粽子，包粽子得用槲叶，寨子里的人陆续来大槲树上摘槲叶，才到阮小手的门前。摘槲叶的有人上不了树，或上了树下不来，看见阮小手在石屋门口把蒸熟的土豆放在石臼里用木槌捶糍粑，捶出糍粑了不蘸辣子蒜汁，就那么一抄一疙瘩往嘴吃。树下的人或树上的人说：“吃糨糊啊？！”阮小手只是笑。再说：“给我拿来梯子！”阮小手放下碗，把自家的梯子拿来搭在树上，还怕梯子打滑，用力地拿脚顶着梯子的下端。
八十年代初，国家取消了阶级成分。阮小手在寨子的巷道里遇到人，还是先靠墙站了，让别人过去。寨子里开会，别人都坐着，他一去仍站在主席台边上，他习惯了开会就是开批斗会，他没有可批斗的，但他总是作为陪斗，站在主席台边上能随叫随到。新任的村长说：“现在没有地富反坏右了，你寻个地方坐去！”阮小手从此开会就也坐着，坐在人群后边。不久，寨子里土地承包到户，他得到沟底能浇上水的地八分，坡上石碴地一亩，还有硷畔地三分。当抓阄分寨子的集体财产，比如分房、大型农具、牛和羊，阮小手抓到了公猪。全寨就一头公猪，给所有的母猪配种。寨子人作践他：“嚇！阮小手没媳妇，让猪替他。”阮小手就养了八年公猪。公猪也拴在石屋里，一天三顿他吃饭的时候，公猪一眼一眼看他，看得他不忍心了，把饭给公猪的草料盆里倒一碗。常常他正在屋里擀面条，屋外来了要配种的，他双手沾着面粉把公猪拉出来。公猪有时扑不上去，他帮着。母猪的主人说：“看人家猪！”公猪累得趴在地上，半天不动，阮小手说：“它也可怜。”公猪养到第八年的春上，老得样子都不像个猪了，阮小手再不让配种，无论谁来拿一升苞谷三块钱，他都不让再配种了。年终公猪一死，他没有把公猪杀了吃肉，而是埋在石屋后的硷塄上，在那里还栽了一棵香椿树。三年后，香椿树上长的香椿芽老被寨子里的孩子摘了去吃菜，阮小手从地里劳动回来，远远看到了，就坐下来吃旱烟，路过的人说：“咋坐下不走了？”他说：“一伙娃在摘香椿芽哩。”那人说：“摘你家香椿芽哩，你不去赶？”他说：“我猛一去，娃们一惊，会从硷塄上掉下去。”
阮小手在五十八岁上遭到了一次入室抢窃。那是冬天的一个下午，镇街上有人来收购南瓜，阮小手种的南瓜多，卖了二百斤，赚了一百五十元。晚上后半夜，他睡梦里觉得有响动，一睁开眼果然就看到有个人在翻他家的柜，翻过了又走到炕前，伸手在炕席下摸，他说：“你是贼，你咋进来的？”贼说：“钱呢？二百元钱呢？”阮小手听贼说话的声音熟熟的，问了句：“你是……”头上挨了一下，就昏迷不醒了，流了很多血。第二天，村长经人报案来到石屋，阮小手人又活过来。问事情经过，阮小手说昨天下午买南瓜的给了他二百元，他担心钱会不会是假的，还对空照着看，路上是正好有陈四升和三个人经过。村长很快就破案，是寨子里陈四升的侄儿，村长却把这事压下了。因为那时北京正开重要会议，县上要求各村镇在会议期间不能出任何治安方面的事，谁出了谁负责任。村长也给阮小手下指示，不准对外说什么话。但这事不久就被人私下里传说，传说传说竟成了笑话，是阮小手从来没洗过脸，他和贼搏斗时，贼在他头上砍了一刀，他只说他死了，天亮却醒了，知道自己还活着，就看到炕底下有他的脸，是两个半脸。原来贼砍了一刀，砍开了他脸上的垢甲壳。便有人来问阮小手。阮小手先是啥都不说，后来只说了一句：“我脸是洗得不勤。”
阮小手七十岁时，开始享受低保政策，每月发给二百元。这些钱他买盐，买点灯的煤油和炒菜的油，有时还买点酒。牙脱落了只有十二颗，咬嚼不动硬东西就吃稀和的。没什么大病，天阴了后背疼。几十年了，都是天亮了开门，在他那几块地里种苞谷，种红薯土豆，种荞麦和萝卜白菜茄子南瓜，还给他栽了三十棵烟苗。他爱抽旱烟，会把烟叶掰下来，整晌地一叶一叶擦烟叶上的土，用手拍展，晾干了，搓成碎末，装在木匣子里。抽的时候，吸声很大，口水从旱烟袋的嘴儿上往下滴。天一黑，关门睡觉，半夜里要起来几次小便，就听着屋外有风声和路上行人脚步声。从风声里知道了明天或三四天里是否天阳天阴，要下雨还是要下雪，从那路人的脚步声中知道了是一人还是一伙人，是空手走的还是背着重东西。除了上山种地，回家做饭睡觉，阮小手没事了就坐在石屋门口。他能在门口坐到天黑，吸着的旱烟锅上一会儿亮一下，一会儿亮一下。从坡下路上来的人看见了吓了一跳，问：“老汉，你干啥呢？”他说：“卖眼哩。”又问：“天这么黑的卖眼？”他说：“嗯。”
过了七十，阮小手有些变了。一是他想起那一年被抢窃的事，就白天不锁门了，晚上也不关门。不锁门不关门就是贼来了，贼以为家里有人，或认为门能开着，也是不怕抢窃的，也是没啥抢窃的。果然不锁不关门了，还真的再没贼光顾过。二是每当想到这几十年来他从来不合群，就笑笑，笑得没声没息。再看寨子里的人，谁都长得好看呀，谁说话都能入耳。看路上从大槲树下下去的人和从大槲树下上来的人，人都忙，人都辛苦。三是他学大槲树，大槲树叶子开始落，他就添衣裳。那么多鸟能落在大槲树上，他在门口摆上了四五块石头，石头上都放上草垫子，还把旱烟木匣子拿出来，任何人来了要坐就坐，坐下了想吸旱烟就吸旱烟。大槲树只喝水，他也慢慢地一天吃一顿饭，也多喝水。大槲树的根暴隆起来，像盘了几条龙，有两条龙尾随着崖往坡下去，包裹住了两块大石头，那石头长年累月便成了从坡下上来的人或要下坡的人的固定歇息处。他们多是背了竹篓，装着柴草、粮食，已经精疲力竭了，就把竹篓靠在石头上了，人坐下来喘息，再是整理脚上的鞋。不论是镇上人到独堆山，还是独堆山人到镇街，山路崎岖，一般人都穿草鞋，就是穿皮鞋也要在皮鞋上套上草鞋。草鞋不耐磨，很多人出门穿一双再在腰里别一双。山路上随处都能见到一些被扔掉的烂鞋。他就在路上往上走五六里，往下走六七里，捡拾那些扔掉的还没烂完的草鞋。当然不会是一对一对的，有左脚穿的，有右脚穿的，大大小小，宽宽窄窄。他都捡拾了，就放在两块大石头边，供那些需要换草鞋的路人挑选。再后来，他就用毛竹扎扫帚，他家里有四五把扫帚。只要冬天一下雪，他就要扫门前的路，一直扫过那二百米长的下坡。一个冬季，差不多要下七场雪，从镇街到独堆山都是白茫茫，鱼脊垭大槲树下的路总是黑，黑得干净。
阮小手九十五岁上，无疾而终。那天早上起来，地里庄稼都收了。没有事，阮小手在门口坐了一会，去捡拾了两只草鞋，垭下沟里的雾涌上来，埋没了路，他回来拿了扫帚在扫，碰上了村长。村长说：“这雾不是雪，你能扫净？”他说：“没事么。”村长说：“今日过节，你穿件好衣裳，县长要来咱寨子，到时来看望你。”他说：“今日过啥节？”村长说：“重阳节，领导要慰问寿星。”他说：“我今年多大了？”村长说：“你九十五啦！”他说：“哦，是九十四还是九十五？”到了中午，村长陪着县长果然到大槲树下的石屋里看望阮小手。阮小手却靠在门扇上死了，身边是两只烂草鞋和一把扫帚，嘴里还叼着旱烟锅儿。在县长的主持下，百氏寨给阮小手办了隆重的葬礼。百氏寨从来没有过县长主持的葬礼。人都说：“呀呀，阮小手窝囊了一辈子却是寨子里最高寿的。早不死晚不死，死的时候刚刚好，是好死啊！”
好多寨子人问村长：他怎么就能好死？村长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