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小便池的性別友善

英國廣播公司（BBC）資深記者薩米菈．阿邁德（Samira Ahmed）於2017年4月前往倫敦知名的巴比肯藝文中心，參加《我不是你的黑鬼》（I Am Not Your Negro）放映會。到了中場時間，薩米菈想去廁所。

去過巴比肯中心看表演的女性，都知道在這裡上廁所代表的意思：戲院的燈一亮就得一馬當先衝出去，搶在眾人之前跑到廁所，不然長長的排隊人龍眨眼間就會一路蔓延到大廳。

女人已經習慣出門時免不了要排隊。排隊上廁所令人煩躁，為她們的夜晚潑上一盆冷水。中場休息時間，她們不能和朋友悠閒的啜飲小酒、討論表演，只能呆站在廁所前的冗長隊伍中，既煩悶又無奈，唯一的安慰就是與前前後後的其他女性互望，交換一、兩個心有靈犀的白眼。

但這一晚非比尋常。這一晚，排隊的人龍比平時更誇張。隊伍比平時還長。因為巴比肯中心把男女廁的標示都改成性別友善，刪除「男」與「女」的字眼，變成「設有小便池的性別友善廁所」和「設有隔間的性別友善廁所」。這實在可笑至極，鮮明的驗證了藝文中心完全沒有為女性設想。誰都知道這樣的改變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設有小便池的性別友善廁所」只有男性使用，但男人、女人都能使用「設有隔間的性別友善廁所」。

這麼做，表面上好像廁所變成了性別友善，事實上只是擴張了男人的廁所使用權：大部分的女性都無法使用小便池，但男性當然能使用小便池，也能使用隔間廁所。而且，在「設有小便池的性別友善廁所」中，沒有可丟棄衛生用品的垃圾筒。薩米菈上推特發文：「我剛在你們的電影院看了《我不是你的黑鬼》，結果馬上就得解釋何為歧視，多麼諷刺啊。」她建議解決排隊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把男廁改為性別友善廁所。男廁從來沒有人排隊，你們都知道這回事。」註167

這並非什麼難解的世紀謎題，但巴比肯中心的管理團體多為男性，他們似乎無法理解這樣的邏輯。的確，男人並不了解婦女終年都在排隊的困擾──雖然女廁排隊的人潮常常蔓延到主要廁所通道之外，就算再健忘的男人，也必定見過這種場景。註168但很少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明白問題在哪裡。不少人會怪罪女人（正如其他情況，人們總是先把矛頭指向女人），而不是怪罪男女廁依男性偏誤而設計。然而，男性偏誤的設計正是問題所在。

男女廁的面積相等，看似十分公平合理；長久以來，這就是廁所設計的真相。甚至連正式的管線工程法規都明文規定男女廁的空間必須相等。然而，男廁同時設置了隔間和小便池，因此在相同時間內，男廁每平方英尺得以解決生理需求的人數遠比女廁多。突然之間，相同的面積大小不再是公平的象徵。

就算男女廁都設置一樣多的隔間，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女性使用廁所的時間，是男性的2.3倍。註169大部分的老人和行動不便者都是女性，而這兩個族群使用廁所的時間都比較長。婦女帶著小孩、陪伴老人和行動不便者的機率也比較高。註170除此之外，適孕年齡的女性中，隨時有20~25%的女性正值月經來潮，必須定時更換棉條或衛生棉。

不管如何，女性使用廁所的頻繁度也超過男人：懷孕期間膀胱容量會大幅減少，而婦女發生泌尿道感染的機率是男人的8倍，這都增加了她們上廁所的頻率。註171面對這些身體構造上的差異，要是有人還堅持相等的面積就代表男女平權，那還真是個（冥頑不靈的）平權教條主義者。

表面上平等，實際上卻藏著男性偏誤，已經夠糟糕了，但更可怕的是，世上多達1/3的人口沒有合格的廁所可用。註172根據聯合國資料，每3名女性就有1人沒有安全的廁所可用註173，而水援助組織（Water Aid）的報告揭露，全球所有的女童與婦女每年共耗費970億個小時，只為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解決生理需求註174。缺少合宜廁所是嚴重的公共問題，而且男女雙方都是受害者。舉例來說，印度60%的人口都沒有廁所可用註175，90%的水源都遭到污染註176。然而，女性因此受到的折磨更加嚴重，而男性「可隨地解決」的態度，也加重了女性的困境。註177對女性而言，正在小便時被人撞見是一種恥辱。許多女人在天明前就得出門解決需求，接著等好幾個小時，直到天色再次變暗，才敢出門尋找比較隱蔽的地方大小便。註178這並不只是貧窮國家的問題：人權觀察協會（Human Rights Watch）訪問在美國菸草田中工作的年輕女孩，發現她們「一整天都在憋尿，不喝水，但這麼做會增加脫水的機率，也很容易因天氣過熱而生病。」註179

如廁不便影響了女性的有薪勞動。86%的印度人從事非正式經濟工作（informal economy），其中91%是女性。大部分女性都在市集攤位工作，要是沒有公共廁所，她們一整天都無法解決生理需求。註180阿富汗的女警上廁所時會兩兩同行，因為她們的更衣間和廁所常有偷窺洞，不然就是無法鎖門；有位國際顧問向人權觀察協會形容，女廁根本是「騷擾中心」。缺乏安全的廁所會讓女性放棄加入警力，連帶嚴重影響了女童或婦女遭遇罪犯時，警方的處理態度。註181

儘管女人對公共衛生設施的需求比較高，但事實上，男人總是得到比較好的待遇。孟買的500萬名女性中，超過一半沒有室內廁所可用，而且市內也沒有可供女性使用的免費公廁。然而卻有數千座供男性免費使用的小便池 。註182孟買的貧民窟中，經常有多達8,000名女性共用6間浴廁註183，而且政府2014年的資料顯示，整座城市有「3,536間男女共用的公廁，但沒有半間女性專用的廁所──連警局或法院都沒有女廁」註184。

2015年一項調查發現，孟買貧民區中有12.5%的女性會等到晚上才到室外排便。她們「寧願承擔在夜間獨自外出的風險，而公廁離住處的平均距離是58公尺」註185。但是，在戶外排便對女性來說並不安全，在那些女性用來解放生理需求的區域和前往的道路上常有男性徘徊，因此婦女暴露於遭受性侵的危險中。註186輕則被淫窺（包括男人當面自慰），重則被強暴，而在某些極端案例裡，女性甚至因此喪命。

解放生理需求本該是平凡無奇的日常活動，但女性如廁卻可能面臨各種程度不一的性騷擾與性侵害。儘管如此，我們鮮少取得女性因如廁而受害的精確數據，相關資料之所以不全，擔憂遭到羞辱絕對是不可輕忽的原因。很少女性願意談論這些話題，因為世人可能會怪罪她們才是「挑逗」的那一方。註187但現有資料已足以證明，欠缺合格的衛生設施是重要的女權議題。

2016年有份研究指出，當女性不得不在室外解決生理需求，遇到非伴侶性暴力的機率，是家有廁所的女性的2倍。註1882014年，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2名分別為12歲和14歲的少女註189慘遭謀殺後，全國開始關注女用公廁缺乏的問題，但熱度並沒有維持多久。2014年冬天，孟買高等法院命令各地市政府都得在主要幹道，設置專供女性使用的廁所，且必須確保廁所的安全與衛生。註190此計畫提出了96處可設置公共女廁的地點，而孟買地方政府也保證會撥5,000萬盧比（約相當於2,100萬台幣）增建新廁所。但一年後，網路女權雜誌《寬廣》（Broadly）揭露，根本半間廁所都沒動工。註191到了2016年，政府就停止撥款了。註192

那些沒有建公廁的地方政府也許認為這樣就能減少支出，但耶魯大學2015年的研究揭露，以此節省經費只是假象。作者群建了數學模型，以「衛生設施的數量和女性前往廁所的步行時間，分析兩者與性侵風險的關係」，同時計算性侵的有形成本（失去的薪資及醫藥、法院和監獄費用）和無形成本（痛苦、折磨、被殺害的風險），並比較建設廁所的成本和相關維護費用。

他們把模型套在南非的卡耶利沙地區（Khayelitsha），這兒有240萬人口，設有5,600間公廁，而研究作者群指出，每年發生的635件性侵案讓國家花上4,000萬美金。要是把公廁數量增加到11,300間會花上1,200萬美金的費用，但前往廁所的平均距離會縮短將近一半，性侵案也會減少30%。根據他們的數學模型，建造廁所省下的社會和警務成本高於建造與維護成本，因此地區政府能省下500萬美金。研究者進一步表示，這只是保守估計的數據，因為他們沒有計入「在資源不足的城市地區，改善衛生設施所能增加的保健益處」。註193

但額外的保健益處非常多，而且女性會是主要的受益者。女性一憋尿很容易會引發膀胱與泌尿道感染，還有人會因此脫水或長期便祕。註194在戶外如廁的女性暴露於得到各種感染與疾病的風險，包括骨盆腔發炎、寄生蟲、肝炎、腹瀉、霍亂、骨髓灰質炎和各種由水傳播的病症。光是印度，每年因這些疾病死亡的人數多達數百萬（其中以女性和孩童占多數）。註195

缺少公共衛生設施引發的民眾健康問題，並非只發生在低收入國家。加拿大和英國的研究揭露，關閉廁所會增加泌尿道感染、膀胱腫脹引發的病症，除此之外還有一系列與泌尿／婦產科相關的疾病都跟著等比增加。同樣的，研究顯示「要是在生理期間，沒有廁所供女性更換衛生棉條」，因衛生用品而得到鏈球菌毒性休克症後群（streptococcal toxic shock syndrome）的機率也會增加。註196然而，隨著時代演變，公廁反而成了珍稀之物。2007年的研究指出，半世紀來美國不斷關閉公廁。註197而英國在1995~2013年間關閉多達一半的公廁──不然就像離我倫敦住處最近的公廁一樣，改建為知名的另類時髦酒吧。註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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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規劃沒有考量女性遇到性侵的風險，顯然違反了女性在公共空間應享有平等人權的原則。然而，欠缺性別意識的都市規劃實例多不勝數，設計師經常忘了女性的存在，不合格的衛生設備只是一例。

女性在公共空間常感到恐懼。事實上，女性感到害怕的機率比男性高2倍。難得的是這回我們有數據證明。「世界各地的犯罪調查和實證研究都揭露，大多數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都會害怕潛在的暴力，」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都市規劃學教授安娜絲塔莎解釋。分析美國和瑞典的犯罪數據，我們得知即使男女處於類似環境，兩方的反應卻大不相同，女性「對危險和社會失序的訊號，塗鴨、髒亂環境和廢棄建築……等環境的敏感度，遠比男人敏銳得多」。

英國交通部的一項研究強調男女對危險的認知迥然不同：62%的女性害怕走在多樓層的立體停車場中；而在月台上等車時，60%的女性會感到害怕；在公車站牌，49%的女性會害怕；59%的女性從車站或站牌走回家時會害怕。相較之下，男性在相同場所感到害怕的比例，分別為31%、25%、20%和25%。註199低收入女性害怕遇襲的比例特別高，部分原因是她們多半住在犯罪率高的區域，而且她們的工作時間並非朝九晚五註200，常常必須在暗夜時返家。註201通常基於同樣的原因，少數民族的女性感到害怕的比率更高，且她們還可能會遭遇種族意識所引發、針對女性的暴力。

這些恐懼讓女人喪失機動性，失去來回城區的基本人權。註202芬蘭、瑞典、美國、加拿大、台灣和英國的研究都顯示，基於這些恐懼，女性不得不改變她們的行為和移動模式。註203她們會避開特定路線、時段和交通方式，避免在夜晚出門。加拿大一項研究指出，半數受訪女性「表示這些恐懼讓她們不敢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或公共停車場」註204。世界各地的研究都顯示，「女性不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遭遇犯罪事件。註205在經濟能力許可下，她們會轉而選擇自行開車或搭乘計程車。

麻煩的是，許多女性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大部分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乘客都是「交通囚犯」，要是不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就無法前往他處。註206這些人沒有選擇，而低收入女性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還有那些住在發展中國家的人──比如說，印度女性難以取得私人交通工具註207，因此遠比男性更仰賴大眾運輸。註208這些女性不得不繞路前往目的地，或只在有人陪伴時才出門。有些女性甚至乾脆辭去工作──不只低收入的婦女，其他女性也會選擇這樣的解決方法。註209有回我在推特上討論女性使用大眾交通時面臨的性騷擾，一名男子回文告訴我，他認識一位「才智兼備、能力過人的女性，實在太厭倦每天在地鐵中被人偷摸，因而辭去在西堤區人人稱羨的好工作，搬離倫敦」。

這顯然很不公平。但大多時候，人們都怪罪女性太過膽小，而不是設計規劃都市空間、交通系統的人士，然而正是他們讓女性感到不安全。一如以往，差勁設計背後的推手是性別資料缺口。根據官方統計資料，事實上男人在公共空間，包括大眾運輸，遇上歹徒的機率更高。安娜絲塔莎表示，這樣的矛盾「更讓人們深信女性對犯罪的恐懼毫無來由，並不是犯罪本身引發女性的恐懼」。但她指出，官方統計數據沒有反應事情的全貌。

女性穿梭於公共空間的同時，也穿梭於一連串的性威脅之中。先別討論性侵等嚴重的犯罪行為，婦女每天都得面對男性各種令人不安的行徑──而且他們都是評估後才這麼做。從吹口哨、以輕浮言語吸引女性注意、露出不懷好意的眼神、使用「性相關的貶低言辭，詢問姓名」，這些都稱不上犯罪行為，但都會讓人感受到性方面的威脅。註210這是一種被眾人觀看、身邊危機四伏的感覺──而且這些行為隨時可能進一步加劇。許多女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一開始男人說：「美女！笑一個，沒什麼嘛」接著突然間就變成：「幹，賤貨，妳敢不理我？」甚至一路被跟蹤回家，遭到性侵。女人都知道陌生男子一句「單純」的話語絕不單純。

但女性不會告發這些行為。她們能向誰告發？人們可說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行為的存在，直到有了像「性別歧視的日常」（Everyday Sexism）或「呼之即來」（Hollaback）等組織，女性才有地方討論每天在公共空間遇到的各種「未達犯罪但令人害怕」的行徑。當諾丁罕警方開始記錄厭女行為（從妨害風化的自我暴露、摸一下抓一把、掀裙子）到仇恨犯罪（hate crime，要是尚未符合犯罪的定義，則歸類為仇恨事件），他們發現告發案件激升──並不是男人突然之間變得更可惡了，而是女人發現終於有人重視她們的聲音。註211

儘管女性常在公共空間面臨這些不受人重視的威脅，然而只要她們身邊有男性相伴，就不會遭遇這類威脅，讓情況更加複雜，而且男性本身較少遇到這樣的騷擾。巴西近年一項調查發現，2/3的女性在外出移動時曾受到性騷擾，一半案例發生在大眾交通工具上或車站中，相比之下男人遇到的機率只有18%。註212那些不會輕浮騷擾女性的男人少有類似的親身體驗，自然完全不知道女性面臨的困境。當女性提出這些問題，他們會輕描淡寫的以「我從沒見過這種事」來回應，形成了另一個性別資料缺口。

而我們搜集資料的方式，進一步加重了資料缺口。2017年有篇論文解釋，「目前十分缺乏性騷擾普及度的大規模資料」，受害人很少告發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則是「犯罪統計中常未納入性騷擾的資料」。註213更糟糕的是，性騷擾經常「難以被歸類」，許多研究沒有「明定性騷擾的定義，或整理性騷擾的種類」。2014年，澳洲學會（Australia Institute）發現87%的受訪女性曾在街道上遭遇言語或肢體騷擾，然而他們「並未搜集騷擾事件的程度或形式等資料」。

女性感受到的恐懼與官方實際的統計數據相差甚遠，且範圍不止於輕微事件。事實上，即使遇到更嚴重的侵犯，女性也不會向官方通報。2016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地鐵性騷擾調查發現，77%的受害者從未舉發騷擾事件。這呼應了墨西哥婦女協會（Inmujeres）所調查的結果。此協會由政府成立，致力打擊針對女性的犯罪。註214

紐約市的通報率更低，據估計，地鐵中96%的性騷擾和86%的性侵事件都無人舉發，而在倫敦，據報1/5的女性都曾在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時受到肢體攻擊。2017年的研究發現，「當受害者遭遇非自願、與性有關的攻擊行為，將近90%的人都不會通報政府當局」。註215一項非政府組織進行的調查則發現，在亞塞拜然，巴庫市女性地鐵使用者中，所有遭遇過性騷擾的女性都表示自己不曾向政府當局舉發。註216

由此可見，警方的官方資料並未反映全部的真相。雖說世界各地依然欠缺女性在公共場所遭遇的性犯罪資料，無法歸納整理它們的「本質、地點和時間」，但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女性的恐懼絕非不理性的表現。註217

從里約到洛杉磯，都曾發生男人在公車上強暴女人和少女，而司機坐視不管，照舊行駛的事件。註218「真相就是，每次外出時，我都害怕不已，」來自墨西哥，34歲的維多莉雅．華雷茲（Victoria Juárez）說道。在墨西哥，每10名女性就有9人曾在大眾運輸工具上遭遇性騷擾註219，女性員工舉報男人會在公車附近徘徊，「綁走上下公車的女人」註220。她們說通勤上下班是一天中最危險的時刻。

2016年的研究發現，90%的法國女性曾在大眾運輸上被性騷擾註221；同年5月，2名男性試圖在一輛巴黎列車上輪姦女性而坐牢註222。2016年華盛頓地鐵調查指出，在大眾運輸系統中，女性被騷擾的比率是男性的3倍。註223同年4月註224，華盛頓地鐵上一名暴露性器官的嫌疑犯遭人指認，一個月後他的行為變本加厲，在列車上拿出尖刀威脅一名女子，並強暴了她。註2252017年10月，另名重複犯案者在華盛頓地鐵上被捕，他兩次都找上同一名受害者。註226

《犯罪預防與社區安全》（Crime Preven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期刊2017年特別號的文章〈女性的犧牲和交通環境的安全〉中，都市規劃教授瓦妮雅．奇卡多（Vania Ceccato）在編後語提到：「本特別號中所有的論文都傳遞了同樣的訊息：大眾運輸中以婦女為目標的性犯罪案件鮮少遭到舉發，不管是瞪視、撫摸、偷抓、射精、暴露性器官，還是強暴案。」註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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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之所以沒有出面告發，背後有數項原因。有些與社會風氣有關：恥辱、羞愧，擔心會被指責，或沒有人相信她們。政府當局難以改善這種情況。唯有社會本身改變才行。但許多女性不舉發的原因更為單純，而且輕易就能改變。

首先，大部分女性都不確定「什麼樣的行為可稱為性騷擾，而且很擔心相關當局的反應」註228。就算她們知道自己遭到不合理的對待，也不知道能向誰舉發。註229世界各地的女性都欠缺清楚明瞭的資訊，不知道自己要是在大眾運輸工具中遇到性騷擾或性犯罪該如何應對；有趣的是，當大部分的政府都善於向民眾宣導發現可疑包裹時該怎麼做，性騷擾和性犯罪的相關宣導卻少得可憐，有時是因為當局根本沒有任何防範與應對措施。註230這導致另一個問題：女性真的舉發時，她們的經驗又是什麼。

一名英國女子在2017年於推特上描述自己搭公車時被一名男子性騷擾後，向司機舉發後發生的事。註231公車司機聽了她的遭遇後反問她希望他怎麼做，並說道：「妳是個漂亮姑娘，妳要男人怎麼辦？」她的經驗和另一名26歲女性的經驗類似；這名女子在德里搭上公車：「當時約莫晚上9點。站在我後面的男人偷摸我。我大叫，抓住那人的衣領。我要司機停車。但司機說該下車的是我，我得自行解決問題，因為其他乘客趕時間。」註232

擔憂別人不當作一回事，正是阻止莎拉．海渥（Sarah Hayward）舉報的原因。我住在倫敦，她是這一帶的市議員。「我約莫22歲的時候，有一回我搭上一班人滿為患的地鐵，我感覺到有人正在摸我。我無法解釋當下那種極度的恐慌。我料想得到，要是我出聲，人們只會認為地鐵太擠了，一切都是我誤會了。」諷刺的是，擁擠的地鐵可能正是她遭遇性騷擾的原因之一：資料顯示，交通尖峰時間也是性騷擾最密集的時刻。註233莎拉告訴我，她至今仍「盡量避免在尖峰時刻搭地鐵」。

航空業也同樣欠缺舉發性騷擾案件的程序。《頁岩》雜誌（Slate）2016年有篇文章講述達娜．Ｔ（Dana T）的故事。達娜搭上一班往來美國與德國的班機，旅途中本來熟睡的她突然驚醒，發現有隻手正在擰抓她的胸部。註234那隻手來自坐她身旁的男乘客。她向空服員舉報，而他們一開始仍試圖說服她坐在原來的位子。最後，他們把她的位子換到商務艙。雖然許多空服員同情她的處境，但沒人知道發生這種情況時該如何處置。飛機降落後，那位男乘客若無其事的下了飛機，前往他的目的地。2017年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美國航空的空服員拒絕讓一名女乘客換座位，然而她旁邊的男人正在手淫。註235

各國的運輸主管機關從上到下滿是男性員工，而他們該踏出的第一步就是接受眼前的確有個問題。註236當安娜絲塔莎打算調查美國各地的運輸公司如何因應婦女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的安全問題，她遇到了性別資料缺口。她只找到2份1990年代的報告，裡面隻字未提女乘客的安全需求，而且911事件後，交通安全經歷了重大革新，因此這兩份報告也早已過時。最新的報告是2005年，但它主要關注美國運輸公司如何因應恐怖主義的威脅，「完全沒有探討婦女的擔憂和安全需求」。

於是，安娜絲塔莎自行著手調查。然而，那些以男性為主的運輸公司員工一看到她就流露出抗拒的神色。「妳預設了一個前提，妳認為這世界對女性來說比較不安全，」某運輸公司的男性營運長這麼回應她。另一間運輸公司的安全暨保全部主任（也是男的）則堅持，「安全與保全的議題和擔憂與性別無關」。另一位（又是男的）安全暨保全部主任駁斥安全計畫應依性別規劃的提議，堅持「我們系統的統計資料並未顯示女性遇到的風險比較高」，這正是性別資料缺口造成的結果。

運輸公司意識到眼前的確有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後，第二步就是讓交通規劃人士依照實際證據設計解決方案。美國有131個運輸公司（占美國中大型運輸系統的一半）回覆了安娜絲塔莎的調查，「其中只有1/3認為各地運輸公司該為此做些改變」，而且只有3間運輸公司真的做了些處置。考量到我們缺少女性在大眾運輸空間的長期資料和研究，這樣的結果也許不令人意外；安娜絲塔莎也發現，「儘管各地運輸公司有所行動，但他們採取的策略和地點，與女乘客對安全與警衛的需求和渴望差異甚遠」。

她所訪談的運輸公司中，大部分都是為公車系統設置安全措施：80%設置監視器，76%設有警鈴；73%有公共廣播系統。但絕大多數的公車站牌都沒有任何安全措施，而運輸公司也無意設置。這跟女性的期望恰好相反：在黑暗的公車站等車，遠比坐在公車上要可怕得多。事實上，她們的恐懼有跡可循：一份研究發現，在車站或車站附近被攻擊的機率，是在交通工具上的3倍。註237

運輸公司選擇的保全種類也很重要，而它們同樣不符合乘客的需求。也許基於成本考量，運輸公司多半偏好技術性的解決方案，不想聘雇保全人員。並沒有多少人著手分析監視器是否能扼止騷擾案，但許多研究一再發現，女性十分懷疑它們的實際用途。她們強烈傾向在車上安排乘務員或保全，以此作為事先防範的手段，而不相信角落某個閃爍的小燈。真有人在數里之外看著監視器嗎？無人知道。註238有趣的是，男人偏好科技解決方案，不喜歡雇用保全──也許是因為男性比較不會遇到人身侵犯的情形。註239

若考量聘雇一名全職保全很昂貴（然而只要能增加女性使用大眾運輸的機率，這絕不是種浪費），其實還有許多較為經濟的解決方案。註240安娜絲塔莎告訴我，「波特蘭的公車站設有數位時刻表，人們知道下一班公車抵達的明確時間」，也就是說，女性不會因為不知道下班公車半小時後才會到，而在黑暗中無止境的等待。我得承認，聽到某些人把數位時刻表視為終極的解決方案令我相當驚訝──倫敦絕大部分的公車站牌都有數位時刻表，沒有設置的公車站十分罕見。

其他以實證為基礎的解決方案註241，包括透明的公車站，增加透視性和照明──不只是公車站、地鐵站需要增加亮度，整條路線都該這麼做。註242公車站的地點也很重要，安娜絲塔莎表示，「有時只要把站牌往前或往後移幾英尺，確保它們設置在經常有人出入的建築物前」，就能大大改善安全度。我個人最欣賞的作法，是夜間公車除了正式的站牌外，讓女性能要求在指定地點下車。雖然女性是主要的公車使用者，但搭乘夜間公車的女乘客很少。雖然我們沒有齊全的資料足以解釋這樣的差異，但從現有數據看來，女性鮮少搭乘夜間公車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半是感到不夠安全。註243

對交通規劃人士來說，最好的消息就是除了增加保全巡邏和照明之外，其他措施的成本都不高。安娜絲塔莎在洛杉磯推動的調查發現，針對性別的犯罪案多半發生於特定幾個公車站，代表當局只需專注於問題區域，這麼一來就能進一步降低成本。註244每個運輸公司都需要當地數據，而他們必須有意願去搜集才行。可嘆的是，他們多半無心搜集。安娜絲塔莎告訴我，在美國，「聯邦政府並未提供任何誘因」去鼓勵運輸公司搜集數據。「沒有法律規定他們必須搜集數據，因此他們毫無動作。」她不相信運輸公司欠缺經費，這只是他們的「藉口」。

對女性來說，德里的大眾運輸系統在2014年成為世上第四危險的交通系統。經過人盡皆知的「德里輪姦案」後，印度女性決定親自搜集資料。註245這場登上世界各地新聞頭條的輪姦案，發生於2012年12月16日，當時剛過晚上9點，地點在德里南區。23歲的喬蒂．辛格（Jyoti Singh）是修習物理治療的學生，她和朋友阿凡寧德拉．潘迪（Avanindra Pandey）剛去電影院看了《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兩人決定搭德里眾多的私有公車回家。註246然而渴望返家的兩人，再也沒有機會踏進家門。兩人先被歹徒用生鏽的鐵棍打成重傷，接著6個男人輪流強暴喬蒂。這場攻擊持續了1小時，他們甚至把金屬棍插進喬蒂的身體，殘暴的刺穿了她的結腸。註2476名強暴犯逞了慾、氣力耗盡後，把兩位幾乎不省人事的男女丟在路旁，離他們搭上公車的地點約5英里遠。註24813天後，喬蒂傷重而亡。隔年，3名女性成立了名為「安全城市」（Safe-City）的集體製圖平台。註249女性可在網站標示她們被騷擾的地點、日期、時間，描述事發經過，「這樣其他人就能在地圖上看到經常發生性騷擾案的『熱點』」。目前搜集到的資料頗具啟發性：偷摸是最常見的性騷擾形式──遠超過吹口哨──而且最常發生在公車上（過度擁擠可能是原因之一）。

如此創新的解決方案很實用，但它們無法取代由專業研究人員搜集與分析的資料。而且，不只是大眾運輸工具，所有的都市規劃領域都十分欠缺類似的資料。《衛報》在2016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探詢，為什麼我們不設計「不只適用於男性，也適用於女性」的城市，提醒世人沒有足夠的都市資料庫，「沒有依性別追蹤資料、分析趨勢，就難以發展合乎女性需求的基礎建設計畫」。註250可嘆的是，即使我們真的開始搜集數據，也不代表我們會不間斷的持續下去：2008年，一個以英國為據點的性別與建築研究資料庫「性別站」（Gendersite）成立了，但它只營運到2012年，就因欠缺資金而關門大吉。註251最重要的是，當我們不搜集資料，不用性別分析的數據設計都市，就會在最令人意外的地方發現男性偏誤，而它們通常是在無意間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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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會去健身房的女性，在踏入自由重量訓練區時，都得先做一番心理建設，好去面對占據那兒的男性；大部分的男人不是把她看作怪胎，就是視她為麻煩。理論上而言，妳的確有權走進自由重訓區，但妳必須先克服那些心理障礙，鼓起勇氣，而男人卻不用面對這些壓力。妳必須具備某種自信，才能不在乎那些眼光。然而有時候，妳就是沒辦法打起精神面對那一切。我住處附近的公園裡設有室外運動場，情況也是一樣：要是場上只有男人，我通常會放棄踏進去，那些無法避免的瞪視直截了當的提醒我，我並不屬於那裡，而我有時實在無力消受那些眼神。

這樣的抱怨免不了會遇到一些反擊，有些人要女人別像溫室的花朵──或者要女權主義者別再把女人塑造成溫室的花朵。當然，有些女人並不在乎男人不懷好意的注視，也不在乎他們故意擺出的雄性架勢。但那些選擇迴避的女性並非大驚小怪，事實上，許多女人踏入本是中性的公用運動空間時，的確必須面對男人的敵意。註252健身房就像大眾運輸系統，假扮成男女平等的共用空間，實際上卻充滿男性偏誤。

好消息是，其實只要我們稍加設計就能改變男性偏誤，而且已有相關單位著手搜集資料。1990年代中期，維也納當地官員推動的研究發現，只要女童一滿10歲，去公園和公共遊樂區的頻率就會「大幅降低」。註253這些官員並沒有聳聳肩，宣稱小女孩得學會勇敢，而是思考公園的設計出了什麼問題。他們規劃了一些實驗性專案，開始搜集資料。

他們的研究結果很有啟發性。原來寬敞的開放空間正是問題所在，迫使女孩必須與男孩爭奪同一個空間。然而，女孩沒有與男孩競爭的自信（這正是社會制約的實例），因此她們放任男孩占據空間。當官員把一座公園分割成數個小型區塊，女孩的人數就增加了。不只如此，他們也改變了公園運動器材的配置。原先運動器材區的四面都設有金屬圍欄，且只有1個出入口，而出入口附近總聚集了一票男孩。無意與男孩較勁的女孩們乾脆放棄。此時，維也納出現了一位可與影集《公園與遊憩》（Parks and Recreation）女主角媲美的人物──克勞蒂亞．普林斯─布蘭登堡（Claudia Prinz-Brandenburg），她提出一個簡單的建議：多設幾個出入口，同時讓出入口寬敞些。註254除此之外，運動器材區也像草地一樣，分成數個區塊。籃球之類的正式運動場仍然存在，同時增設了休閒運動的空間──女孩通常會使用後者。這些都是微小的改變，但它們奏效了。1年後，去公園的女孩不但增加，休閒運動設施的數量也增加了。現在，維也納新設置的公園都依照這樣的原則規劃。

瑞典馬爾摩市（Malmö）發現，過去都市更新計畫在規劃「年輕人的空間」時，也受到類似的男性偏誤影響。一般而言，政府會設置供玩滑板、攀岩、塗鴉的空間。註255問題是，並不是「所有的年輕人」都從事這些活動。市政府專為年輕人所規劃的休閒空間和器材，使用者多半是男孩，只有10~20%的使用者是女孩。再一次，這些官員沒有聳聳肩，想著問題是出自那些不想使用這些空間的女孩，而是轉而搜集資料。

2010年，市政府推動新的都市再生計畫（把停車場改建為休閒區域）前先詢問女孩想要的是什麼。註256依此設計的休閒區域具備充足的照明，且像維也納的公園一樣，分割為大小與高度不同的空間。註257馬爾摩市交通部官員克里斯欽．瑞西伯（Christian Resebo）參與了這個計畫，他告訴我自此之後，他們又「設計了2個專為少女及年輕女性規劃的公共空間」。

這些考量性別的設計，受益的絕不只是女性，而是全民的荷包。瑞典哥特堡每年花大約8,000萬克朗，設立運動俱樂部和運動協會。當然，這麼做的原意是造福每一個人。但當市政府官員檢視資料，卻發現並不是每個市民都能獲益。註258大部分的經費都花在正規訓練──而參與正規訓練的人主要以男孩為主。在44項運動中，有36項運動補助款撥給了男孩。總計下來，哥特堡花在男孩身上的運動經費，比女孩多1,500萬克朗。這不只代表花在女性運動上的經費較少──有時甚至根本沒有經費，女孩只能自行付費才能從事想要的活動。要是她們付不起，乾脆就放棄運動。

這份報告的結論是，要是女孩偏好從事的運動沒有足夠的經費支持，她們的心理健康連帶也會受損，相信大部分的讀者不會因此感到意外。也許更令人驚訝的是，報告指出投資少女多運動就能減少骨質疏鬆所引發的骨折，連帶降低相關的醫療支出。肢體運動能強化年輕人的骨質密度，降低未來骨質疏鬆的風險。研究者指出特別重要的是，女生必須在青春期前就開始運動。

哥特堡估計，每年約有1,000件跌倒所造成的骨折，而當中3/4的傷患皆為女性，耗費1億5,000萬克朗的醫療支出，其中1億1,000萬就花在女性傷患身上。這份報告的結論表示，「要是本市能在女性運動多投資1,500萬克朗，就能減少14%由骨質疏鬆造成的骨折病例。光是省下的錢就足以支應這項投資。」

當都市規劃人士沒有考量性別差異，公共空間自然便成了男性主導的空間。但事實上，全球一半的人口是女性，擁有女性的身體。全球有一半的人，每天都得面對針對她們的身體而來的各種性威脅。與此同時，全球人口所需的照護工作，多半都由女人一肩扛下，而且通常沒有支薪。女人的需求並不只是小眾利基而已。要是公共空間真的為每個人服務，我們就該開始考量世界另一半人口的日常生活。正如我們看到的，這不只是公平正義的問題，同時也是單純的經濟問題。

進行都市規劃時考量女性的照護責任，會讓女性更加活躍於支薪勞動，而我們將會在下一章看到，女性對國內生產毛額有重大的影響。解決女性面臨的性暴力，落實預防措施──比如提供足夠的單一性別公廁──長期下來會減少對女性的暴力所造成的經濟成本。當我們在設計開放空間和公共活動時，考量到女性的社會化過程，就能促進女性長期的心理與生理健康，這會幫我們進一步省下不少花費。

簡而言之，設計公共空間時把女性排除在外，並不是資源有限的問題，而是優先順序造成的結果；截至目前，不管是刻意為之還是無意疏忽，我們在乎的優先對象都不是女性。這顯然不符合公平正義，而且違反了經濟原則。女性也有享用公共資源的同等權利，我們不該再用設計把女人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