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男性為本的世界

人類社會的基本架構，就是將「人」的預設值定為男人。這是根深柢固的老舊習慣，跟人類演化理論一樣深植人心。西元前四世紀，亞里斯多德就直言男人才是人，好像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他在《動物的生殖》（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一書中宣稱：「當後代出現雌性而非雄性，就是變異的開始。」（但他至少承認基於「自然的必要」，這是無可避免的發展。）

經過了兩千年，芝加哥大學於1966年辦了探討原始狩獵─採集社會的專題研討會，主題為「人是狩獵者」（Man the Hunter）。超過75位來自各國的社會人類學家共聚一堂，探討狩獵對人類演化及發展過程的重要性；他們一致同意，狩獵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註2研討會論文集中一篇文章宣稱：「從生態、心理及生活習慣來看，人類之所以不同於猿猴，都是因為我們的祖先是狩獵者。」聽來合情合理，但女性主義者指出，這理論的破綻之處是沒有考慮到女性的演化。論文集明確指出，狩獵是男性活動。因此，要是「我們的智能、興趣、情感、社會生活的基礎──全都歸功於人類成功發展狩獵活動，」那女性的演化又是怎麼一回事呢？要是人類演化全由男人主導，女人還能算是人類嗎？

人類學家薩莉．斯洛科姆（Sally Slocum）寫於1975年的論文〈女人是採集者〉（Woman the Gatherer）註3，如今已成為經典之作。薩莉質疑主流的「人是狩獵者」理論，批評這只是「一找到男性行為的實例，就以為它足以解釋全人類的演化」。為了點出這些論述的疏漏，她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當男人出門打獵，女人在做什麼？」答案是，她們採集食物；除此之外，人類嬰兒依賴母親的時間很長，女人得照顧嬰幼兒、讓幼兒離乳。女人的日常活動和狩獵一樣，都仰賴多方合作。薩莉抗議，人們空有這些背景知識，「卻堅持男人對獵殺的渴望，是人類演化與適應的基礎，根本過度強調攻擊性的重要。那畢竟只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面向而已。」

薩莉在40年前就批評了這種說法，但至今演化理論仍處處可見男性偏見。2016年英國《獨立報》（Independent）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為〈研究發現，人類經演化而發展出噬血暴力的本性〉。註4這篇報導引用題為〈人類致命暴力本能的譜系根源〉的學術論文，宣稱與一般哺乳動物相比，人類演化後對自身物種的威脅性，是其他動物的6倍以上。註5

以人類整體而言，這樣的結論並沒有錯──但事實上，會運用足以致命的暴力對待其他人類的，絕大多數都是男人：瑞典一份長達30年的研究報告指出，多達90%的謀殺案，凶手都是男人。註6放眼其他國家，包括澳洲註7、英國註8、美國註9的數據都支持這項結論。聯合國2013年的調查顯示，全世界的殺人案件中，96%的犯案者為男性。註10這麼說來，究竟是全人類都有謀殺同類的傾向，抑或這是種男性特質呢？要是女人多半沒有謀殺傾向，那麼女性的「譜系學」（phylogenetics）註11究竟是什麼？

學術研究中，「只要沒附加說明，男人就代表了全人類」的觀點，影響了所有民族研究的範疇。比方來說，遠古人類的洞穴畫常以各種獵物為主角，因此研究人員直覺判斷畫下它們的是男人──因為男人是獵人。但近年來研究者再次分析法國與西班牙的洞穴畫作四周的手印後，發現大部分的圖畫其實出自女性之手。註12

就連骨骸也逃不了「只要沒附加說明，男人就代表全人類」的思考模式。我們可能會以為，每具人類骨骸都該客觀的分為男性或女性，怎會受到「人類的預設值是男人」的影響呢！不是嗎？但我們錯了。一具10世紀左右，人稱「比爾卡戰士」（Birka warrior）的維京人骷髏，雖然分明有著女性骨盆，然而超過100年來，世人都認為「她」是男的，只因陪她入葬的是一整副武器，還有2匹當作祭品的馬。註13從陪葬品看得出來，這個墓葬的是一名戰士註14──而戰士指的當然是男性囉。其實維京的口述歷史經常提及女戰士，但考古學家認為那全是「虛構的，只是美化歷史的神話」。註15顯然武器是比骨盆更可靠的證據，兼具判斷性別的功用；但它們都贏不了DNA分析。2017年的DNA分析證明了這具骸骨的性別確實是女性。

然而，這場論戰並沒有就此結束，只是方向改變了。註16可能骨骸中摻有他人的遺骨；可能基於某些理由，那名女子才破例與武器一起下葬。這兩點並非全無立論基礎，然而研究者根據墳墓內物品的擺放方式，一一駁斥了這些論點。但最令人眼界大開的是，一具女戰士的骸骨居然會引起如此強烈的質疑聲浪。一想到在類似情況下，只要墓裡葬的是一具男性骨骸，卻「從未引起如此多的質疑」，更令人吃驚。註17的確，考古學家在挖掘墓地時，總是找到比較多的男人。人類學家菲利浦．沃克（Phillip Walker）在其1995年的著作中，就花了整整一章討論人們如何把骷髏貼上性別標籤，表示發現的男女骨骸比例「並不符合我們所知的性別人口比例」。註18既然我們都知道維京婦女可以擁有房產和繼承權，也能成為勢力強大的商人，她們當然也可能上戰場，不是嗎？註19

畢竟，比爾卡戰士可不是唯一被發現的女戰士遺骨。「從保加利亞到蒙古，歐亞草原上散落了許多女性骸骨，她們身上都留著戰鬥的痕跡，」英國作家娜塔莉．海恩斯（Natalie Haynes）在《衛報》（Guardian）上寫道。註20對斯基泰人（Scythian）註21等擅長騎馬射箭的古老民族而言，男性戰士並不具備任何搶眼的天生優勢。以DNA分析遍及烏克蘭和中亞各地上千個有武器陪葬的墓堆，就會發現37%的斯基泰婦女與年輕女孩都是活躍的戰士。註22

要是讀者明白，「只要沒附加說明，男人代表全人類」的思考模式深植於人類社會的基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語言本身，也許我們就不會驚訝於它的普遍程度。當薩莉批評人類學充斥以男性為主的偏誤，她指出，這種偏誤「不只出現於少量的分析資料，而是存在於他們詮釋資料時使用的語言本身。」她寫道：「人們模糊且氾濫的使用『人』（man）這個字，以致我們再也無法確認它指的是男人，還是人類整體。」文字意義的崩解讓薩莉懷疑，「在許多人類學家的心中，本該泛指人類全體的『人』字，已經成為『男人』的代名詞。」接下來我們會看到不少實例，證明她說的恐怕是真的。

美國詩人穆麗爾．魯凱澤（Muriel Rukeyser）的詩作〈神話〉（Myth）中，年老眼盲的伊底帕斯問斯芬克斯：「為什麼我認不出自己的母親？」斯芬克斯告訴他，當年她出謎題時，伊底帕斯回答的並非正確答案。當時她問，什麼會在早上用四腳走路，下午用兩隻腳，晚上用三隻腳走路，而伊底帕斯回答「人」。斯芬克斯解釋，「你完全沒提女人。」伊底帕斯抗議道：「人當然包括了女人，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事。」

事實上，斯芬克斯說得對，伊底帕斯答錯了。儘管人們的確知道，理論上這麼說沒錯，但當人們說「人」時，並沒有「也包括女人」。過去40年間，遍及各種語言的繁多研究都指出，所謂「以男性代稱整體」的現象，比如以性別中立的「他」（he）指稱第三者，事實上那不是真的男女通用，註23在大多時候，「他」都被解讀為「男性」。

當提問者使用「以男性代稱整體」的詞彙，要受試者想個著名人士時，大部分的人想到的會是著名男性，而非女性；註24或者會認為某個職業以男性為主；註25要是被問到職位或官位的任命時，會直覺提出男性人選。註26同樣的，要是一個職缺以男性代稱整體的文字招攬人才，女性申請的機率比較低；就算申請了，面試時的表現也會比較差。註27事實上，偽中性文字被解讀為男性的情況實在太過普遍，就連一些刻板印象以女性為主的職位，比如「美容師」，突然都被人當作男性。註28這也會扭曲科學研究，產生詮釋性別資料的缺口：2015年的研究指出，心理研究的自陳式量表若使用以男性代稱整體的詞彙，會影響女性受試者的應答，「測試分數的意義」也可能因此遭到扭曲。註29作者指出，使用以男性代稱整體的詞彙，「可能會表現出男女間的不實差異；要是使用性別中立的字彙，或並列男女兩性用詞，就不會出現這種現象。」

就算有長達數十年的證據顯示，「以男性代稱整體」的用詞模稜兩可，許多國家的官方政策依舊堅持沿用這些字眼，只為了──避免混淆。前不久，法國最高法文權威組織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就在2017年大力譴責「包容性寫作」註30，抨擊這會讓語言「變形」，宣稱要是改變所有以男性代稱整體的用詞，會讓「法文陷入致命危機」。其他如西班牙註31和以色列註32等國家也曾發生類似爭議。

英語文法規則不隨陰陽性而變化，因此現代以男性代稱整體的現象並沒有那麼嚴重。比如「醫生」（doctor）或「詩人」（poet）等詞彙，過去以男性代稱整體（女醫生或女詩人分別稱為poetesses和doctoresses，但通常含有嘲笑意味），現已被視為中性詞。雖然在正式書面用詞中，只有那些堅持以「他」來指「他或她」的守舊學究依舊以男性代稱整體，然而在非正式場合，美國人常用的俚語dude（老兄）或guys（傢伙）加深了以男性代稱整體的現象；在英國，lads（小夥子）也被視為中性用詞。英國近年的一場爭議，讓我們見識到以男性為本的情況依舊很嚴重：2017年，倫敦史上第一位女消防局長丹妮．卡頓（Dany Cotton）上任後，建議人們該以firefighter代替fireman時，各種恐嚇信件如雪片般朝她飛去。我們得說，firefighter遠比舊名稱酷多了；幸好現在firefighter一詞已成為標準用詞。註33

其他語言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則是所謂「受性別屈折的」（gender-inflected）語言，性別與語言本身密不可分。所有的名詞都分為陰陽性。桌子是陰性，車子是陽性：la mesa roja（紅色的桌子）和el coche rojo（紅色的車子）。至於與人有關的詞彙，雖然陰陽性都存在，但永遠以陽性為標準用詞。舉個例子吧，用谷歌搜尋一下德文的「律師」一詞，出現的是anwalt，字面上指的是男律師，卻被當作通稱的律師用詞。如果你要說女律師，那麼該說「anwältin」。（女性名詞經常像這個字一樣，以陽性詞彙為字根，再加上陰性詞尾變化，再次驗證女性常被視為男性的變形，也就是波娃所說的「他者」。）男性詞彙也常用來指一群人：當無法確定性別，或者指一群有男有女的團體時，都以男性詞彙代稱整體。因此在西班牙文中，一百名女老師組成的群體稱為las profesoras，但只要加上一名男老師，這群人就會突然變成los profesores。這就是「以男性為本」的威力。

直到現今，這些性別屈折語言仍然多以男性詞彙指稱整體。大部分的招才廣告都使用陽性詞彙，特別是主管級的職缺。註34奧地利近年的一項語言研究指出，主管級職缺的招徠廣告中，陽性詞彙和「兩性平等詞彙」（陰陽性詞彙並列）的比例是27:1。註35歐盟議會自認找到了解決之道，自2008年起，建議所有以性別屈折語言編寫的招才廣告，在職缺後加上「男女皆可」（m/f），認為只要提醒世人女性的存在，就能讓代稱整體的男性詞彙看起來更「公平」些。雖說歐盟議會用意良善，但沒有資料證明這樣的解決辦法真的有用。當研究人員實際進行測試，發現「男女皆可」並未減低男性詞彙的排他性──證明決策人士在制定政策前，最好先搜集資料。註36

為性別用詞字斟句酌，真能帶來任何影響嗎？事實上，還真有影響。2012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分析報告指出，使用性別屈折語言的國家，每句話中都帶有強烈的陰陽分別，而這些國家的男女也最不平等。註37然而諷刺的是，性別最平等的國家並非那些使用不分陰陽性詞彙的語言（比如匈牙利文或芬蘭文）的國家。事實上，兩性最平等的國家使用的是第三種語言，也就是「自然性別語言」（natural gender languages），比如英文。這些語言容許人們在詞彙上加諸性別（如女老師〔female teacher〕、男護理師〔male nurse〕），但詞彙本身不隨性別而變化。這份研究的作者群認為，如果我們無法在詞彙上標示性別，就算強調「女性的存在」，仍無法「糾正」潛在的性別偏見。簡而言之，當男性是不用附加說明的通則，女性就會消失，毫無發聲機會。

許多人寧願相信，深植語言中的男性偏誤，不過是過往不夠進步才會遺留至今的產物罷了，但實例卻推翻了這種說法。世界上有種語言，「使用者增加的速度傲視全球」註38，多達90%的線上人口使用它，那就是繪文字：表情符號。註39繪文字誕生於1980年代的日本，使用者多為女性：78%的女性經常使用表情符號註40，相比之下，使用它的男性為60%註41。雖說如此，直到2016年前，表情符號居然都只有男性圖案，實在令人百思不解。

智慧型手機裡的表情符號，都是由聽起來頗為厲害的「統一碼聯盟」（Unicode Consortium）所決定。統一碼聯盟的總部位於矽谷，他們與各方團體合作，制定國際通行的軟體常規。他們決定在現行表情符號庫中增加某個表情符號（比如「間諜」）時，也會決定如何編碼。接著每家手機製造商（或推特、臉書等平台）再設計自己的「間諜」圖案。雖然圖案不同，但編碼都是一樣的，因此不同平台的使用者都能透過類似的圖案表達同樣的意思。一個眼睛變成愛心的表情符號，不管在哪個平台都是一張眼睛變成愛心的臉孔，只是圖案會有少許差異。

長久以來，統一碼並沒有為大部分的表情符號定下性別。大部分的平台上，一個跑步男子的表情符號，並不是稱為man running，而是中性的runner。同樣的，代表警官的表情符號在統一碼圖庫中，被稱作police officer，而不是policeman。這些中性的詞彙卻被平台以男性詮釋，繪成男性圖案。

2016年，統一碼決定改變當時情況。他們放棄原本的「中性」詞彙，決定所有指人的表情符號，都加上性別敘述。註42因此，原本都被套上男性跑者的「跑者」圖案，統一碼現在明確加上男跑者與女跑者的編碼。所有的職業和運動員，現在都有男女選項。這看似無關緊要的一小步，實為重大的勝利。

把矛頭對準手機製造商和社群平台，指責他們有性別歧視很容易，而我們接下來也會發現，雖然有時是不自覺的，但他們的確如此。然而，就算他們一開始真的設計了看起來「中性」的跑者圖案，大部分的人仍會把它詮釋為男跑者，因為我們習於把雙眼所見視為陽性或男性，除非另有標示。我們當然希望能勸服那些憤怒的文法學者，不再用「他」一字代稱全人類，改用「他或她」（甚至用「她或他」，但這恐怕會遭天譴！），說服他們這不是最可怕的改變；然而，不再「以男性為通稱」，其實只是這場戰鬥的前半階段而已。男性偏誤深植於我們心中，就連真正中性的詞彙也常被解讀為陽性或男性。

2015年一份研究指出，在人類─電腦互動的詞彙中，有5個指「人」的名詞都很中性：使用者、參與者、個人（person）、設計者和研究者。註43幹得好呀，人類─電腦互動學家！但不可避免的，其中（當然）有蹊蹺。當受試者在研究人員指示下，思索其中一個詞彙10秒再畫下圖像時，顯然這些看似中性的詞彙，被詮釋為男性或女性的機率並不相等。以男性受試者而言，只有「設計者」被詮釋為男性的機率低於80%（但仍逼近70%）。而且受試者把「研究者」當作無性別的機率，高於當作女性的機率。女性受試者的男性偏誤比較輕微，但整體而言，仍傾向把中性詞彙視為男性，只有「個人」和「參與者」被視為男性或女性的機率各半；而男性受試者把這兩個詞視為男性的機率都將近8成。

這項結果令人沮喪，卻呼應了數十年來「畫個科學家」實驗的資料：當研究者要參與者畫科學家，絕大多數都會畫出男性科學家。由於男性偏誤太過嚴重，近年有份實驗結果顯示，終於有28%的孩童聽到這個指示時會畫女人，立刻被世界各地的媒體讚為性別平等的一大進步。註44同樣的，2008年有份研究以巴基斯坦9~10歲的學童為對象，請孩子畫出「我們」。註45令人震驚的是，畫出女人的女學生鳳毛鱗角，而且根本沒有半個男學生畫出女性。

就連非人類的事物，也難逃男性偏誤；我們看到的世界，依舊以男性為本。在一項研究中，實驗者使用陰性代名詞稱呼一隻中性的填充玩偶，鼓勵參與者把它視為雌性，然而孩童、父母、照顧者依舊會以「他」來稱呼那些動物玩偶。註46研究者發現，動物必須「超級女性化」，才會有「將近一半的參與者把它稱為她，而不是他」。

平心而論，這並不是毫無道理的推論：「它」的確經常是雄性。2007年一份國際研究報告分析了多達25,439個兒童電視節目角色，非人類角色中，只有13%為雌性；女性人類角色的數據好一些，占了32%，但仍遠低於男性。註47一份報告分析1990~2005年間適宜兒童觀賞的電影後發現，有台詞的角色中，女性角色只占了28%；更令人震驚的是，在群眾場面裡，女人只占了17%，顯然「以男性為本」是世間通則。註48

男人不只比女人擁有更多的角色，現身螢幕的時間也是女人的2倍；要是主角是男人，那麼男性的上鏡時間可能是女角的3倍之多。註49只有當主角為女性時，男角與女角的上鏡時間才趨於平等（人們常以為女性的上鏡時間比較長，但實情並非如此）。男人的台詞也比女人多，整體而言，男角的對白是女角的2倍；主角是男人的電影中，則為3倍；同時有男女主角的電影中，男角的對白仍幾乎是女角的2倍。只有以女主角為主的少數電影中，男女角色的露面時間趨於均等。

這樣的失衡不只出現在電影和電視上，它無所不在。

它也出現在雕像上：當我從英國公共紀念碑與雕刻品協會（Public Monuments and Sculptures Association）的資料庫計算全國各地的雕像，我發現光是以「約翰」為名的雕像，就比所有非皇室出身且具有明確姓名的女性歷史人物多。要是我們算上皇室人物，多虧維多莉亞女王熱中於樹立自己的雕像，女性雕像的總數才得以超過約翰。基於此，就算我不情願，也不得不向她致上幾分敬意。

鈔票上也少不了它：2013年，英格蘭銀行宣布要把鈔票上唯一的女性歷史人物換成男人。註50我為此發起一場抗議活動，成功阻止了銀行；同時其他國家也出現類似活動，比如加拿大和美國。

新聞媒體也有它：從1995年開始，全球媒體監督計畫（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每5年就會評估女性在世界各地印刷媒體與廣播節目的代表度。他們在2015年最新一期的報告中發現，「不管是報紙、電視、廣播新聞，被閱聽大眾讀到、看到、聽到的人物中，女性只占了24%，跟2010年的情況一樣，沒有進步」。註51

連學校的教科書，也有它的蹤影：分析過去30年，遍及德國、美國、澳洲、西班牙等數個國家的語言與文法教科書，就會發現教科書例句中，男性比例遠遠高於女性（平均比率約為3:1）。註52一份美國研究分析1960~1990年間出版的18本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圖片，發現有名有姓的男性圖片遠多於女性圖片，男性超過女性的比率從18~100倍不等；而在索引中，只有9%的人名為女性（其中有本教科書2002年的版本仍維持這樣的比例）。註53至於近年，一份2017年的報告分析了10本政治學入門教科書，發現只有10.8%的頁面包含女性人物（有些書的比例只有5.3%）。註54分析亞美尼亞、馬拉威、巴基斯坦、台灣、南非、俄國的教科書，也都出現同樣以男性為本的偏差。註55

男性偏誤無所不在， 甚至讓經典科幻動作遊戲《銀河戰士》（Metroid）的創作者得以利用這種文化偏誤，帶給使用者驚喜。遊戲創作者在近年一場訪談中表示：「我們苦思怎麼做才能讓每個人嚇一跳，於是討論到移除（主角）薩姆斯的頭盔。接著有人說：『要是薩姆斯是女的，一定會讓大家大吃一驚！』」註56為了確保人人都明白主角是女的，他們還讓她穿上粉紅比基尼，擺了個翹臀姿勢。

然而，當時《銀河戰士》是遊戲世界中的特例，至今依舊如此。儘管2015年皮尤民調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現，美國電動遊戲的男性與女性玩家人數不相上下，註57但2016年，全球規模最大的年度電玩博覽會E3電子娛樂展中，僅僅3.3%的遊戲強力推銷他們的女性要角。註58而且這個數據比前一年還差：根據女性主義頻道（Feminist Frequency）的調查，2015年有9%的遊戲宣傳女性角色。註59然而，當遊戲真的設計女性人物供玩家選擇，通常只被視作一種「特殊功能」。2015年的E3遊戲展上，《異塵餘生4》（Fallout 4）的總監陶德．霍華德（Todd Howard）公開試玩時，展示玩家在遊戲中可輕鬆切換男女角色；然而到了後半段，他仍切回男性角色完成遊戲。註60就像女性主義頻道發表2016年E3遊戲展的數據時所下的結論：「英雄的預設值就是男人。」註61

男性導向的文化深植人心，男性體驗、男性觀點已經變成全人類共同的體驗與觀點，至於占了全球一半人口的女性體驗，則被視為小眾的利基市場。正因男性變成全人類的代稱，當喬治城大學的一位教授將她的課程命名為「白人男性作家」，很快就躍上新聞頭條。然而，眾多校園裡「女性作家」的課程卻被視為理所當然，無人為此大驚小怪。註62

正因男性代表了全人類（而女性只是小眾），有部講述英國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電影，被評論家抨擊「過度偏狹」，因為電影中沒有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篇影評還刊登在《衛報》上呢）。令人難過的是，這正好驗證了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1929年觀察到的現象，至今仍沒有改變（批評家會說：「這本書很重要，它與戰爭相關。那本書不重要，因為它描述的是女人坐在客廳裡的心思。」）。註63正是基於同樣的立場，V．S．奈波爾（V. S. Naipaul）批評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十分狹隘」，然而與此同時，卻沒人期待《華爾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提及波斯灣戰爭。當挪威作家卡爾．歐夫．柯諾斯格德（Karl Ove Knausgaard）以自身為主題，寫了長達6冊的自傳，《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還讚揚他寫出了「人們共同的焦慮」。

正因如此，維基百科網站「英格蘭國家足球隊」（England national football team）的頁面是男子國家足球隊的資料，而女性球隊的頁面則被稱為「英格蘭國家女子足球隊」（England women’s national football team）。正因如此，2013年維基百科的作家頁面，分為「美國小說家」與「美國女小說家」。正因如此，當2015年的研究分析維基百科數種語言的頁面時，發現與女性相關的頁面會出現「女」、「女性的」、「女士」之類的字眼，然而男性的頁面中卻不會出現「男」、「男性的」或「男士」之類的字眼，因為男人不說自明。註64

我們把14~17世紀稱為「文藝復興時代」，然而，社會心理學家卡蘿．塔夫瑞斯（Carol Tavris）1992年的著作《誤解女性》（The Mismeasure of Woman）中指出，那可不是女性的文藝復興時代。當時的女人依舊無法受教育，也不可能在藝術界大放異彩。我們把18世紀稱為「啟蒙時代」，雖說當時的「人權獲得拓展」，但「女權卻受到限制，她們無法擁有房產，無法主導自己的收入，不能接受高等教育，沒有機會獲得專業訓練」。我們認為古希臘是民主的搖籃，然而，當時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卻沒有投票權。

2013年，英國網球好手安迪．莫瑞（Andy Murray）贏得溫布頓男網冠軍，所有媒體大加讚揚，稱他「結束了英國長達77年的等待」，然而薇吉妮亞．韋德（Virginia Wade）明明在1977年奪下溫布頓女網冠軍。3年後，一名運動記者告訴莫瑞，他是「史上首位贏得2次奧運金牌的球員」，但這非事實。莫瑞否認這個頭銜，明確指出「大小威廉絲姊妹各奪得4面左右的奧運金牌」。註65在美國，人人都同意美國國家足球隊從未打進世界盃決賽，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國家女子足球隊抱回4次世界盃冠軍。註66

近年來不少人試圖扭轉根深柢固的男性文化偏誤，但常面臨各方的壓力。當漫威漫畫（Marvel Comics）將雷神索爾化為女性時註67，粉絲激烈抗議──不過《連線》雜誌（Wired）指出，當索爾變成青蛙，倒「完全沒人吭聲」。註68《星際大戰》（Star Wars）系列推出2部以女性人物為主角的電影時，網路一片譁然。註69科幻影集《超時空奇俠》（Doctor Who）是英國最長壽的電視影集之一，主角是一名可以變換形體的外星人博士，定期會變身為不同外貌，但頭12次，外星人都以男性打扮現身。直到2017年，主角才首次變身為女性。扮演第五任外星人博士的彼得．戴維森（Peter Davison）對劇組選擇女性擔綱演出博士一角的決定有所「疑慮」，認為這不是明智之舉。註70他認為博士本就是「男」的，並且替「那些失去榜樣的男孩們」感到遺憾。憤怒的男人在社群媒體推特上號召眾人抵制《超時空奇俠》，譴責這是基於「政治正確」所做的決定，是刻意向「自由思想」靠攏的偽善。註71

不過科林．貝克（Colin Baker）不同意戴維森的說法，他在戴維森之後接演博士的角色。他反擊，「男孩過去50年都能以外星人博士為榜樣」，並進一步思索，難道人們只能當同性別者的榜樣嗎？「難道我們不能當所有人的榜樣？」科林，這的確很難辦到，畢竟我們已經看到，「人」常被解讀為男性。從各種事例看來，女人的確能在某種程度上把男性當作仿效的榜樣，但男人並不接受以女人為榜樣。女人會買男人所寫、關於男人的書，但男人不會買女人所寫、關於女人的書（至少這樣的男人很少）。註72電玩遊戲《刺克教條》（Assassin’s Creed）於2014年宣布推出新的多玩家合作模式，然而玩家無法扮演女刺客，不少男性玩家為此額手稱慶。註73他們宣稱，玩女性角色會降低他們對遊戲的認同感。

記者莎拉．迪塔姆（Sarah Ditum）認為這些爭論只是浪費時間。「拜託，」她在專欄中斥責這些玩家，「你們玩過主角是藍色刺蝟的遊戲，扮演過經過神經機械學強化的星際船艦軍官，甚至還能當馴龍師。但一想到女人也能當主角，有完整的內心世界和活躍個性，你們的想像力突然就受到限制了？」註74理論上來說，莎拉說得沒錯。把自己當成藍色刺蝟，應該比想像自己是個女人還要困難。然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她的確錯了，因為藍色刺蝟「音速小子」和男玩家有個極為重要的共通點，這個連結比男人、女人同為人類還更強大，那就是：音速小子是雄性。我們知道他是雄性，因為他不是粉紅色，頭上沒有蝴蝶結，不會傻里傻氣的笑。他是沒有特別標示的標準性別，不是非典型角色。

不管哪個文化領域，只要提到女性都會引來強烈反對。我在2013年提倡英國鈔票背面應加上女性歷史人物時，註75許多憤怒的男人感到非以各種恐嚇阻止我不可。他們威脅要強暴我、讓我斷手斷腳，甚至要謀殺我。當然，並不是所有反對的男人都做出如此凶暴的威脅，但就連比較溫和的抗議，他們也確保我清楚明白，我的提議讓他們感到不公不義。我還記得有個男人對我的諫言是：「現在到處都是女人！」大家只要想一下，我費盡千辛萬苦才讓英國鈔票上出現一名女性，就明白他的發言背離事實；然而，他的反應倒揭示了不少事情。就連在鈔票上印上一名女性圖像，都會讓這些男人感到不公平。對他們而言，男女本就平起平坐；儘管到處都是男人的天下，但這只是客觀顯示男人多麼優秀罷了。

英格蘭銀行一開始也宣稱，鈔票上多為男性人物，只是按貢獻多寡決定的結果。他們宣稱鈔票上的歷史人物都由「客觀的篩選標準」決定。要加入這串「鍍金名單」，必須是「英國歷史上的關鍵人物」，得滿足下列條件：具備家喻戶曉的知名度；創作優秀的藝術作品；不曾引起爭議；「做出長久且歷久不衰的貢獻，受到世人一致讚揚」。拜讀這些全然受主觀操控的價值評斷標準，我終於明白為何銀行發行的鈔票上會被5名白人男性所占據：歷史的性別資料缺口，讓女人難以達成上述任何一個號稱「客觀」的條件。

1839年，作曲家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在日記中寫道：「我曾經自認擁有創意與天賦，如今我已拋棄這樣的想法；一個女人不該渴望作曲──從來沒有女人寫得出名曲，我又怎敢妄想自己辦得到呢？」令人悲慟的是，舒曼錯了。在她之前曾有女人寫下名曲，其中有些女子是17~18世紀最成功、作品最豐富、最具影響力的作曲家。註76只是，她們的名字沒有「家喻戶曉」，因為女人還沒過世前就已被世人遺忘──或者由於性別資料缺口，她的作品被世人認為是某個男人之作。

費利克斯．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以自己的名義，出版了姊姊芬妮．亨塞爾（Fanny Hensel）的6部作品。2010年，一份之前被認為是孟德爾頌手寫的樂譜，證明出自亨塞爾之手。註77多年來，古典文學研究者都宣稱，羅馬詩人索皮希雅（Sulpicia）不可能寫出那些留有她簽名的詩句，因為它們太棒了，更別提其中那些太過煽情的文句。註78茱蒂斯．萊斯特（Judith Leyster）是領頭加入藝術家同業公會的女性之一，當時她是知名的畫家。然而當她於1660年辭世，世人把她的作品都視為她丈夫的創作。直到2017年，人們才發現19世紀畫家卡洛琳．路易莎．戴利（Caroline Louisa Daly）的新作品；在此之前，她的畫作都被視為其他男性的作品，其中一人甚至不是畫家。註79

贏得皇家學會休斯獎章的赫莎．艾爾頓（Hertha Ayrton），是20世紀初的英國工程學家、物理學家和發明家。她認為，「女人的成就一旦被誤植為某個男人的功勞，就成了難以糾正的錯誤。這樣的事簡直像九命怪貓一樣，一再重演」。她說得沒錯。教科書不斷宣稱，湯瑪士．杭特．摩根（Thomas Hunt Morgan）搶先發現性別不是由環境決定，而是由染色體決定；然而事實上，娜蒂．史蒂文斯（Nettie Stevens）才是以粉蜱實驗證明這件事的學者；在兩人的信件往來中，摩根還向史蒂文斯詢問她的實驗細節。註80塞西莉亞．佩恩─加波施金（Cecilia Payne-Gaposchkin）發現太陽主要的組成物是氫，但她的研究結果常被歸為她的男指導教授的成就。註81在那麼多不公平的實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羅莎琳德．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她從X射線實驗和單位晶胞中確認DNA的雙股螺旋結構，以及由磷酸分子組成的骨架。然而獲得榮耀的卻是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和法蘭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他們因她而發現DNA的結構，贏得了諾貝爾獎，成為家喻戶曉的大人物。

雖然有那麼多女性成就被錯誤歸功給男性的實例，但這並不代表英格蘭銀行刻意排除女性。它們只是說明了看似客觀的標準可能充斥男性偏誤。以鈔票人物來說，歷史上將女性成就歸於男性的習慣，讓女性難以符合英格蘭銀行的篩選條件。真相是，歷史人物的價值由公眾意見決定，而公眾意見受文化影響。要是一個文化建立於和我們一樣充滿男性偏誤的社會，在此文化中的女人自然逃不過被邊緣化的命運。男性是人類的預設值，而女性的預設值則是被邊緣化。

英格蘭銀行主觀的篩選標準也顯示，男性是人類預設值的現象，既是性別資料缺口的因，也是它的果。銀行界人士忽略了歷史性別資料缺口，因此都以男性能達成的成就來設定篩選條件。比如說，「沒有引起爭議」看似用意良善，但歷史學家蘿瑞爾．瑟齊爾．烏利齊（Laurel Thatcher Ulrich）的名言道盡一切：「乖女人很少創造歷史。」結果就是，英格蘭銀行不只沒有糾正歷史性別資料缺口，甚至進一步強化。

到處都可見到披上客觀外衣的主觀價值判斷。2015年，參加英國高考課程（A level）的學生潔西．麥克卡貝（Jesse McCabe）注意到，音樂課程表定的63項作品中，沒有一首出自女性作曲家之手。她寫信質疑評鑒機構愛德思（Edexcel），但他們為課程內容辯護。「在西方古典樂傳統中（事實上就連其他樂界也是如此），女性作曲家的表現並不是特別突出，」他們的回信道，「因此我們自然只能納入非常少的女性作曲家。」注意他們所使用的詞彙，愛德思並沒有說女性作曲家不存在──畢竟《世界女性作曲家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Women Composers）至少列出了6,000名。愛德思在信中說的是「經典之作」，也就是說，受到廣泛認可、最具影響力、扮演塑造西方文化角色的偉大作品。

音樂市場向來自以為「經典之作」的形成過程十分客觀，但事實上，它們就像社會各種偏頗且不平等的價值評估標準一樣，完全主觀。一整套的經典選輯中，女性被屏除在外，因為自古以來，女人幾乎不可能成為所謂成功的作曲家。放眼歷史長河，要是女人被容許作曲，也只能在家中對親密家人與友人演奏，不可能公開演出。規模龐大的交響樂曲是作曲家奠定名聲的關鍵，但通常女性不被容許編寫，因為世人認為女性編寫交響曲是「不合宜」的。註82對女人來說，音樂是她們生活的「點綴」，不該發展為事業。註83直到二十世紀，伊麗莎白．麥康奇（Elizabeth Maconchy）成了第一位成為英國作曲家公會主席的女性，但樂譜出版商萊斯里．布澤（Leslie Boosey）卻拒絕出版她的作品，阻止她的雄心壯志，直言：「我只會出版女性作曲家寫的小曲。」

就算那些「小曲」真能為女性贏得經典大師的地位，然而她們所擁有的資源太少，爬升的地位有限，她們的文化遺產依舊難以流傳後世。安娜．比兒（Anna Beer）在著作《如蜜的樂音：古典音樂中被遺忘的女性》（Sounds and Sweet Airs: The Forgotten Women of Classical Music）比較17世紀多產作曲家芭芭拉．史托齊（Barbara Strozzi）和同一時期的男性作曲家法蘭切斯科．卡瓦里（Francesco Cavalli）。史托齊生前發表了大量作品，遠比當時任何一名作曲家還要多。然而，卡瓦里是威尼斯聖馬可大教堂的音樂總監，既有地位又有財富的他，得以確保所有作品（包括生前未出版的作品）都收藏於圖書館，流傳後世。他有能力雇用人員保管他的檔案，而且還能預付費用，確保自己死後每年祭日的彌撒，樂團都會演奏他所寫的曲目。雙方握有的資源差異太過懸殊，史托齊無力確保後人記得她譜下的樂章，兩人的立足點根本不平等。當人們堅持將史托齊等女性作曲家排除在經典作品外，宣稱這一切只是由作品的卓越程度決定，只是加強從古至今的男性偏誤，有失公允。

女性不只被排除於文化史之外，她們也難以爬上權力高層。正因如此，我們教導孩子歷史時，常只告訴他們男人的生活。2013年，英國發生一場關於何謂「歷史」的論戰。一邊是英國當時的教育部大臣麥克．戈夫（Michael Gove），倡導他新推出的「返樸歸真」自然歷史課程。註84戈夫和他的支持者組成一群21世紀的葛萊恩註85大軍，堅持孩童需要的是「事實」。註86他們需要「知識的根基」。

他們口中每個孩子都該理解的「知識根基」、「事實的基礎」，除了其他醒目的各種缺陷外，最鮮明的特徵就是，整套課綱中幾乎沒有女性存在。在第二關鍵期（7~14歲）的課程中，只出現2名都鐸王后。第三關鍵期（11~14歲）的課程中，只有5名女性，其中4名只出現在〈女性角色的改變〉章節（南丁格爾、瑪麗．西格爾〔Mary Seacole〕註87、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註88和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註89）──這樣的編排合理暗示課程的其他篇章都只有男人。

2009年，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大衛．斯塔奇（David Starkey）批評女歷史學家太過專注於亨利八世的歷任妻子，他堅稱國王才是歷史的「中心」註90，抱怨她們不夠用心研究國王。他把國王的私生活貶為次要的「肥皂劇」，宣稱亨利八世統治期間的政治才是最重要的歷史，比如宗教改革。斯塔奇堅稱：「如果用5分鐘解釋歐洲歷史，那就是白人男性的歷史，因為他們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其他說法都是謊話連篇。」

斯塔奇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斷定私生活毫不重要。但它們真的毫不重要嗎？以約莫出生於1320年後的愛格涅絲．亨汀頓（Agnes Huntingdon）為例，我們得以從她兩段婚姻的法院公開檔案，窺見她的私人生活。註91我們發現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且她的家人十分反對她的第一段婚姻，試圖宣告她的婚姻無效。1345年7月25日晚上，遭第二任丈夫攻擊的愛格涅絲逃離家中，當晚她的丈夫持刀出現在她哥哥的家門前。14世紀的一名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毫無選擇的自由，豈是與歷史毫無關聯的私生活？她的私生活是否正好揭露了男性掌控女性的歷史？

不管在任何情況下，把世界一切為二，分為「公開」與「私生活」，恐怕都是錯誤的分割。這兩者無可避免的彼此影響，糾纏難解。歷史教師凱薩琳．愛德華茲（Katherine Edwards）強烈反對戈夫的教育改革，她在受訪時指出，近來有份研究解析了女性在美國南北戰爭的角色。女性絕非與戰事無關，事實上，「整個南方邦聯都低估了女性的貢獻與影響力，連女性也沒意識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菁英階級女性自幼所受的教育讓她們深信女人無用的神話，不相信自己也能從事那些毫不女性化的工作。當男人紛紛從軍，她們無法替補男人留下的空缺，只能寫信給前線的丈夫，哀求他們放棄打仗，回到家鄉保護家裡的婦孺。相較之下，貧窮的女性更為積極，令政府感到困擾。她們組織起來，反抗南方邦聯的政策，「因為她們挨餓，不得不想盡辦法餵飽自己的家人」。分析南北戰爭結果時把女性排除在外，不但造成性別資料缺口，甚至也對美國的建國史產生誤解。這些都是值得人們知道的「事實」。

從人類史、藝術史、文學史、音樂史，到人類演化史本身都宣稱，它們講述的是客觀事實。但事實上，這些事實長久以來都在欺騙我們。它們沒能為世上一半的人口發聲，只是扭曲片面的說法；就連我們所使用的詞彙，都只指涉一半的真相。當資料沒有加入世界一半的人口，就會造成資料缺口。我們自以為認識自己，但我們吸收的只是一連串的謬誤，反而加深「以男性為本」的荒誕說法。這才是事實。

以男性為本的神話歷久不衰，直到今天依然影響著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而若說過去幾年所發生的諸多事件揭示了什麼，那就是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絕不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身分認同是一股威力強大的力量，但我們一直忽略它，誤解它，終至讓自己陷入困境：唐諾．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離歐盟和伊斯蘭國（ISIS）只是近年的3個例子，這些擴及全球的現象瓦解了世界秩序，而它們本質上全都是以身分認同為起始點的運動。正是把男性偽裝為中性、適用於全人類的神話，讓人們誤解和忽略身分認同的威力。

一名我短暫約會過的男子試圖反駁我的論點，說意識形態使我盲目。他說我無法以客觀或理智的角度看待世界，因為我是女權主義者，而我用女權主義的雙眼看世界。他自認是自由主義者，而我向他指出，同樣的說法也適用於他時，他猶疑了。不，這是客觀，這是常識，是波娃的「絕對真實」。對他來說，他看到的世界是一致的，然而女性主義──從女性的觀點來看這個世界──則是小眾利基，是受意識形態蒙蔽的。

讓我想起這個男人的，是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大選剛結束，推特、演說和報章專欄裡滿滿都是白人男性大力譴責所謂「認同政治」的壞處，實在讓人受不了。川普當選後10天，《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刊登了一篇由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教授馬克．里拉（Mark Lilla）所寫的文章，抨擊希拉蕊．柯林頓（Hilary Colinton）「刻意尋求非洲裔、拉丁裔、LGBT團體和女性選民的支持」。註92據他所說，她忽略了「白人勞動階級」。里拉認為希拉蕊的「多元觀點」十分「狹隘」，欠缺「更廣大的視野」（顯然里拉認真拜讀了奈波爾的著作），而他也從現今的大學生身上見到了這一點。他宣稱，現在學生受到的教育讓他們過於重視多元性，「反而對階級、戰爭、經濟和人類共同的利益毫不關心，令人驚愕」。

這篇文章發表後2天，前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為新書巡迴活動來到波士頓註93，他在詮釋選舉的結果時表示：「有人說『我是女人！投給我！』，但這樣的說詞不夠有力哪。」註94而在澳洲，《澳洲人》日報（Australian）編輯保羅．凱利（Paul Kelly）則把川普當選視為「對認同政治的反擊」；註95英國工黨議員理察．柏貢（Richard Burgon）在推特上表示，川普當選是「中間及左派選民放棄經濟體制變革，依賴認同政治所造成的後果」。註96

《衛報》的賽門．詹金斯（Simon Jenkins）的結論是，2016是可怕的一年，「身分認同的使徒過度為少數族群辯護」，扼殺了自由主義，因而遭受各界抨擊。「我不屬於任何族群，」他寫道。因此，他無法「加入遍及世界各地的病態亢奮」。他渴望「1832年光榮的革命重演註97」。而那場革命造成的結果，是讓英國擁有地產的數十萬名男性獲得了選舉權。註98還真是個令人振奮的年代啊。

這些白人男性的見解都有個共同點：一提到種族或性別，政治就成了「認同政治」；種族與性別和諸如「經濟」等「更廣大」的議題毫無關係；它十分「偏狹」，只在乎女性和非白人選民的訴求，而「勞動階級」指的理所當然是「白人男性勞動階級」。2016年大選期間，人們認定煤礦業是純正的勞動階級工作，這裡的勞動階級當然暗指男性。然而，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資料，煤礦業共有53,420的勞工，他們的年薪中位數是59,380美金。註99相比之下，多達924,640名從事清潔與家管工作的婦女，其年薪的中位數是21,820美金。註100這樣看來，誰才是真正的「勞動階級」？

白人男性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是白人男性。我特別強調這一點，因為正是他們的膚色與性別，讓他們得以大聲宣揚詭異的邏輯，認為所有不是白人或不是男人的人才有身分認同的問題。當一名白人男性，習於一切都以白人和男人為主，他們當然會忘記白人男性也是一種身分。

法國左翼行動派分子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在1977年寫下：「理所當然的事往往不用多加解釋：傳統從不多說，它毋需說自己是傳統。」註101「白人」與「男性」二詞之所以沉默，是因為它們不用大聲疾呼，早已深植人心。白人和男性是不言自明的，不受質疑的。它們是預設值。其他非預設值的人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他們的需求和觀點向來都被世人所遺忘，每天都得與整個世界對抗。而這個世界，從來不為他們和他們的需求著想。

白人與男性理所當然的現實，再次讓我想到我那不愉快的約會對象（好吧，其實有好幾人都像他一樣）。這一切都指向對客觀、理性的錯誤信仰，正如凱瑟琳．麥金儂（Catherine Mackinnon）說的，白人男性的觀點是「無觀點的觀點」（point-of-viewlessness）。他們從不宣稱自己的觀點是白人男性的觀點（因為不需要），因為他們是標準值，被理所當然的視為非主觀。他們的觀點直接被視為客觀看法，甚至通行全球。

但這樣的假設毫無根據。事實上，白人男性正和黑人或女性一樣，也是一種身分。一項研究針對白人美國人的觀點和偏好的候選人，發現川普崛起正源自於「白人認同政治」的興起，研究者把「白人認同政治」，定義為「藉由投票保障白人選民的集體利益」。註102研究者的結論是，白人身分認同「強烈影響對川普的喜好」。男性認同也是如此。以性別分析川普的支持者，會發現「愈痛恨女性的選民，愈支持川普」。註103事實上，敵視女性幾乎和政黨認同一樣，都是川普支持者的顯著標的。這樣的結果之所以令人驚訝，是因為我們太過習慣以男性為本的神話。

男性被視為通則，最直接的起因就是性別資料缺口。由於其他身分的人根本沒有表達的機會，白人男性才會變成理所當然的預設值。但男性通則也是性別資料缺口的成因：因為沒有人看到女人，沒有人記得她們，因為男性所提供的資料成就我們理解的大部分世界，變成世界的通則。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因此位居弱勢，她們只代表小眾利基，她們的觀點是主觀而非客觀。這個框架把女人設定為是可被遺忘的，可被忽略的，可有可無的──不管是在文化、歷史、資料層面，都成了不重要的角色。因此，女人被視而不見。

本書講述的就是當人們忽略世上一半人口所發生的故事。它揭示性別資料缺口如何傷害女性，她們不正常的人生卻被視為正常。從都市規劃、政治到工作場所，這世界完全依據男性資料打造，然而一旦出了差錯，當女人生病了，當她們的房子被洪水沖垮，當她們因為戰爭不得不逃離家園，就會遭遇一連串的困境。

但這並不是個毫無希望的故事。當女人敢於走出陰影，用她們的聲音與身體為自己發聲，世界就會開始改變，資料缺口才會被抹平。因此，本書的核心是號召人們改變。長久以來，我們把女性視為人類標準的變異值，因此我們能忽略她們，讓她們不被世人看見。改變觀點的時刻已然到來。是時候，讓人們看見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