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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群The Bees
夏綠蒂的晤談時間馬上要到了，我收到我媽傳來的簡訊：打個電話給我。她通常不會傳這種簡訊，所以我打她手機。響第一聲她就接了。
「不用緊張，」她說，這總是代表出了該緊張的事。「你爸爸住院了。」
我拿電話的手緊緊握起。
「他沒事。」她立刻補上一句。人沒事不會住院，我心想。「是怎麼了？」我問。
嗯，我媽說，他們還不清楚。她說我爸爸午餐吃到一半，突然說身體不太舒服，接著開始發抖，呼吸困難，於是他們進了醫院。似乎是感染，但他們不知道是不是心臟的關係，還是出了其他問題。他沒事，她一直說。他會沒事的。我覺得她既是在對我說，也是在對自己說。我們都希望──也需要 ── 我爸爸沒事。
「他真的沒事啦，」她說：「來，你自己跟她講。」她拿電話給我爸時，我聽她跟我爸咕噥了兩句。
「我沒事啦。」他一開口就說，但我聽得出來他呼吸吃力。他也提到吃午餐時不太舒服，但略過發抖和呼吸困難那段。他說等抗生素發揮作用就沒事了，也許明天就能出院。但我媽接過去後，我們兩個都擔心問題沒那麼單純（那天晚上我去醫院看他。他腹積水，肚子鼓得像懷孕一樣。因為他全身被細菌嚴重感染，必須用點滴注射好幾種抗生素。為了讓心臟穩定並排出肺部積水，他住院一個星期）。
而現在，掛上電話之後，我才發現我跟夏綠蒂的約遲了十二分鐘。我匆匆走向候診室，想辦法讓自己轉移注意。
我門才打開，夏綠蒂就從椅子上跳起來：「喔，呼！我本來在想我是不是弄錯時間，可是我一直都約這個時間；所以我又想我是不是弄錯日期，可是不對啊，今天是星期一沒錯。」 ── 她拿起手機給我看日期 ── 「所以我又開始想到底怎麼回事，正想不出來，你就出現了！」
她把這些一口氣講完，毫不停頓。「總之，嗨！」她越過我走進諮商室。
這也許有點讓人驚訝：在心理師遲到時，很多病人會非常緊張。雖然我們總是盡可能準時，但我認識的心理師幾乎都讓病人等過。心理師遲到可能勾起病人被背叛或拋棄的回憶，掀起他們各種情緒，從困惑到憤怒都有。
我在椅子上坐定，對夏綠蒂說我剛剛接到一通緊急電話，並為遲到道歉。
「沒關係，沒事沒事。」夏綠蒂說得一派輕鬆，但心情似乎不太好 ── 也可能是我自己心情不太好。我爸在電話裡說他沒事，夏綠蒂現在也說她沒事。可是，他們真的沒事嗎？夏綠蒂在座位上有些坐立不安，一下子捲弄自己的頭髮，一下子左顧右盼。我設法用眼神接觸幫她專心，但她的視線到處飄，從窗戶飄到牆上的畫，再飄到她總是放在腿上的椅墊。她翹腳坐著，疊在上頭的那隻腳不停擺動。
「我有點好奇，不曉得我去哪了，讓你產生什麼感覺？」我邊說邊想我也遇過同樣的事。幾個月前，我也坐在溫德爾的候診室裡瞎猜他到底跑去哪了。我拿起手機殺時間也算時間，他遲到了四分鐘，然後八分鐘。超過十分鐘後，我開始冒出不祥的念頭：他出意外了嗎？還是病了？他現在會不會在急診室裡？
我心裡掙扎要不要撥電話留言給他。（可是留什麼話呢？我沒主意。嗨，我是蘿蕊。我在你候診室。你在隔壁間嗎？是不是在寫紀錄？還是吃東西？你是不是忘掉我了？還是快沒命了？）就在我心思飄到我恐怕得再找新心理師時（而新的治療有很大一部分是處理前心理師猝死的衝擊），溫德爾辦公室的門開了。裡頭走出一對中年夫婦，男的那個對溫德爾說「謝謝」，女的笑得有點僵。第一次晤談吧？我猜。不然就是結案晤談。這兩種晤談比較容易超出時間。
我輕輕走過溫德爾，在我跟他呈直角的位置坐下。
「沒事的。」他為拖到時間道歉時，我對他說。「真的沒事。」我繼續：「我有時候也超過時間。沒事。」
溫德爾看看我，挑挑右眉。我也挑回去，這是面子問題。我？我會因為心理師遲到就生氣？拜託！我噗嗤一笑，但幾滴眼淚也跟著竄出來。我們都清楚我見到他鬆了多大一口氣，也知道他對我已經變得多麼重要。我枯等和胡思亂想的那十分鐘絕對不是「沒事」。
而現在，在我的諮商室裡，夏綠蒂勉強擠出一個笑容，腳抖得跟痙攣一樣，但她再次強調她沒事，只不過是等了一下罷了。
我問夏綠蒂：沒看到我的時候，她覺得是發生了什麼事？
「喔，我沒在擔心。」她說，雖然我根本沒問她擔不擔心。這時，窗外有東西掠住我的目光。
在夏綠蒂頭部高度右後方幾呎之外，有兩隻精力十分充沛的大黃蜂正繞著圈飛，動作很快，看得讓人眼花繚亂。我的諮商室在好幾樓高，我從沒見過窗外有蜜蜂，但這兩隻嗨得跟嗑了安非他命一樣。也許在求偶吧？我猜。可是馬上又有幾隻加進來，然後是一群蜜蜂嗡嗡繞圈飛，我們和牠們之間只隔著一扇窗。有些蜜蜂開始停在玻璃上到處爬。
「呃，你一定會宰了我。」夏綠蒂開始說，顯然沒發現背後有蜜蜂。「我，呃，心理諮商我想停一陣子。」
我的視線一下子從蜜蜂轉回夏綠蒂。我完全沒想到她今天會提這個，而且我眼角瞄到的東西很難要我不分神，所以我頓了一下才明白過來她講了什麼。現在窗外已經有幾百隻蜜蜂，數量多到連諮商室都暗了下來。牠們貼在玻璃窗上黑壓壓的一片，像雲一樣遮住陽光。牠們到底是從哪來的啊？
房間暗到夏綠蒂也注意到了。她轉頭看向窗戶，然後我們兩個人都呆坐著講不出話，只看著那群蜜蜂。我本來在想她會不會嚇到還是方寸大亂，沒想到她看得入神。
有一段時間，我同事麥可為一個家有青春期少女的家庭做諮商，同一個時段，我在為一對夫婦做諮商。每個星期晤談開始大約二十分鐘後，我和那對夫婦總會聽見麥可那裡一陣騷動，然後是那個女生對父母大吼、衝出來、甩門，那對父母喊著叫女兒回來，女生回頭喊：「不要！」麥可再好言相勸把她哄回來，安撫這一家子。剛開始幾次，我以為我這邊的夫婦會感到困擾，沒想到他們反而感覺好了一點。因為他們覺得：還好我們沒鬧成那樣。
可是我還是覺得週週如此實在很煩，因為那老是讓我分心。同樣地，我也覺得這群蜜蜂很煩。我爸爸就在十條街外的醫院，這群蜜蜂是什麼惡兆嗎？
「我想過要當養蜂人。」夏綠蒂打破沉默。跟她突然想停止諮商比起來，這反而比較不讓我意外。她一向熱中冒險活動，跳過傘、玩過高空彈跳，還跟鯊魚游過泳。聽她提起以前的養蜂夢，我覺得那個形象跟她太搭了：想駕馭這種可能傷害她、但又能讓她嘗到「甜頭」的物種，她得從頭到腳穿上防護衣才不會被螫。我看得出來玩弄危險於股掌之間的誘惑力，對從小到大從不覺得自己能掌控任何事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我也看得出來：在莫名其妙被心理師晾在候診室之後，傲然告訴她你不想繼續了，也很有誘惑力。夏綠蒂是本來就想停止治療？還是因為幾分鐘感到害怕而衝動決定？我在想她是不是又酗酒了。有時候病人之所以停止治療，是因為他們不想為自己負責，但心理治療讓他們覺得該為自己負責。於是，當他們再次開始酗酒或偷情 ── 當他們因為自己做了、或沒做什麼事而羞愧 ── 他們可能會想隱瞞心理師（和自己）。但他們忘了：心理治療是面對自己的羞愧最安全的方式之一。結果是：羞愧感讓他們想隱瞞問題，自欺欺人；心理治療則鼓勵他們面對問題，於是他們選擇兩個都逃避。而當然，這樣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我是來之前就決定的，」夏綠蒂說：「我覺得自己做得不錯。我到現在還是沒再碰酒，工作重新上軌道了，不像以前那麼常跟我媽吵架，也沒再跟靚仔見面 ── 我連他電話都封鎖了。」她停了下來：「你會不會生氣？」
我？生氣？我當然感到意外（她現在不再對我上癮了），但也覺得挫折（我承認，這只是委婉一點說「生氣」而已）。可是怒氣背後的事實是：我擔心她，也許擔心得超乎份際。我擔心她在學會建立健康的關係之前，還會失去很多她想要的東西，還會為了各種人際衝突苦苦煎熬。我擔心她還無法平心靜氣面對她爸爸，不是裝作他不存在，就是在他不斷出現又消失的戲碼中一再受傷。我希望她能在二十幾歲時克服這些問題，而不是等到三十多歲再來收拾。我不希望她浪費時間，不希望她有一天愕然驚覺：我半輩子完了。可是，我也不想挫她獨立的志氣。父母養育孩子是為了讓他們單飛，心理師的任務是讓病人走出去，而不是留住他們。
然而，我隱隱覺得她的這個決定下得倉促，而且這樣做似乎給她一種冒險的快意，像沒帶降落傘就跳下飛機。
很多人以為心理治療就是與心理師詳談往事，殊不知心理師的主要任務是回應當下，幫助病人覺察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與思考。他們容易受傷嗎？經常感到被責怪嗎？迴避眼神接觸嗎？陷在似乎無足輕重的焦慮裡嗎？我們設法看出端倪、提供建議，並鼓勵病人在實際生活中運用這些建議。溫德爾有一次是這樣講的：「心理治療像練習射籃，這是必須的。可是真正要做的是實際上場。」
夏綠蒂接受心理治療約莫一年的時候，曾經差一點點就能建立真正的關係，但她突然不再跟那個男生見面，而且既不告訴我原因何在，也不說她為什麼不想談這件事。我在意的主要不是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而是她為什麼獨獨不願談那件事（畢竟，她本來什麼事都願意談）。我在想：她今天之所以想停止諮商，會不會也跟那件「不能討論的事」有關？
她當時解釋過不想談的原因 ── 她想對我說「不」。「我很不懂得說不，」她說：「所以我想在這裡練習說不。」我當時對她說：不論她願不願意談這次分手的事，我都認為說「是」對她來說也是挑戰。無法說「不」多半是為了尋求肯定，這樣的人覺得如果自己說「不」，別人就不會愛他們。另一方面，無法說「是」的人缺乏的是自信（不論他們無法說「是」的是親密關係、工作機會或戒酒計畫）。我會不會搞砸？做的話搞不好有害無益？保持現狀不是更穩當嗎？
不過，人也可能扭曲「是」和「不」。有時候你像是在劃出界線 ── 說「不」 ── 實則是在逃避，用相反的方式迴避說「是」。夏綠蒂要克服的是放下恐懼，勇敢說「是」 ── 不只對心理治療是如此，對她自己也是如此。
我瞥一眼玻璃窗上的蜜蜂，又想起我爸爸。有一次我抱怨某個親戚總是想讓我有罪惡感，我爸打趣地說：「她拋罪惡感給你，不代表你非接不可。」我把這件事跟夏綠蒂的事想在一起：我不想讓她為了停止治療有罪惡感，覺得自己讓我失望。我能做的是讓她知道：不論她決定怎麼做，我都會在這裡聆聽她、與她分享看法。我要讓她依自己的想法自由選擇。
「你知道，」我看到幾隻蜜蜂飛走：「我也覺得你的生活在往好的方向走，你也為了這個非常努力。我還有種感覺，你對與人建立親密關係還有困難，這可能跟你生命裡的某些部分有關，像跟爸爸的關係、跟你之前不想交往的人的關係等等。這些事也許讓你難受到不想談。而藉著不談這些事，部分的你可能認為你還可以抱持希望，還可以期待事情會變得不一樣 ── 會這樣想的人不只你一個。有些人希望心理治療能幫他們找出辦法，讓那些對不起他們的人能聽見他們的聲音。他們希望情人或親人了解他們，變成他們期待已久的樣子。可是這種事很少發生。到了某個階段，當成熟的大人代表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代表接受自己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代表你得坐上駕駛座，當那隻開車的狗媽媽。」
我開始講的時候，夏綠蒂低頭看著自己的腿，但聽到最後一句時她偷偷瞄了我一眼。陽光又照進諮商室，我發現大多數蜜蜂已經離去，只有少數幾隻脫隊留下，但還是在玻璃窗上。其他的蜜蜂繞著彼此打轉，然後飛走。
「繼續接受心理治療的話，」我柔聲說：「你也許不能期待童年變好，但只有放下這種期待，你才能創造更好的成年生活。」
夏綠蒂低頭想了好一會兒，說：「我知道。」
我們靜靜坐著。
最後，她終於開口：「我跟我鄰居上床了。」她講的是她那棟公寓的人。那個人曾經跟她調情，但也說他無意認真。夏綠蒂決定只跟有心經營關係的人交往。她不想再和情感態度跟她爸爸一樣的人約會，也不想變得跟她媽媽一樣。她希望能對那些事說「不」，對不成為父母的翻版、而成為她還在探索的那個她說「是」。
「我本來是想，停止治療的話，我就能繼續跟他上床。」她說。
「不論你繼不繼續心理治療，」我說：「你想做什麼都可以。」我看她聽著她已經知道的事。沒錯，她已經戒酒，已經不再跟靚仔見面，也開始不再跟媽媽衝突，但改變是漸進的，你不會同時放下所有的防衛。你是一層一層剝開它們，緩緩接近柔軟的核心：你的悲傷，你的羞愧。
她搖搖頭。「我不希望五年後一覺醒來，還是沒建立任何關係。」她說：「五年後，我這年紀的人很多不會再單身。而我呢？難道還在候診室跟人勾搭？跟鄰居上床？在派對上把這些事當戰果炫耀？好像我不在乎似的。」
「裝瀟灑。」我說：「沒有需要，沒有感覺，隨波逐流。可是你的確有感覺。」
「對啊，」她說：「那種瀟灑其實感覺像渣。」她之前從沒承認過這點。她要脫下防護衣了。「『像渣』算是感覺嗎？」她問。
「當然算。」我說。
於是，我們終於啟程。夏綠蒂這次沒有離開，一直接受治療到學會開自己的車，找自己的路，注意路況，安全駕駛。雖然還是會犯很多錯，但總是能找回自己的路，到她真正想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