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哈洛與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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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洛與茉德Harold and Maude
讀醫學院時，我的大體老師叫哈洛 ── 其實是我們這一組的人給他取的名字，因為旁邊那組給他們的大體老師取名茉德。[1]我們當時在上大體解剖課（醫學院通常是一年級上），拜慷慨捐贈身體給科學研究的人之賜，史丹佛的學生一組分到一具大體。
進解剖教室前，教授給我們兩道指示。第一，敬大體老師如祖父母（「可是正常人會切自己的爺爺奶奶嗎？」有個怪胎學生問）；第二，解剖人體是衝擊極大的過程，留意自己的情緒。
我們完全不知道大體老師的資訊，姓名、年齡、病歷、死因 ── 全不透露。不提供姓名是基於隱私，隱瞞其他部分是為了讓我們自行「破案」，只不過重點不是「兇手是誰？」而是「他為什麼死了？」因為抽菸？因為愛吃紅肉？還是因為糖尿病？
一學期下來，我發現哈洛換過髖關節（線索：腰部有金屬U形釘）、二尖瓣瓣膜滲漏（線索：心臟左側腫大）、便秘（可能是臨終期間在醫院臥床所致，線索：結腸囤積糞便）。他有雙蒼白的碧眼，牙齒整齊但泛黃，頭上一圈白髮，指頭肌肉發達，像是工人、鋼琴家或外科醫師的手。我們後來得知他九十二歲死於肺炎都很驚訝，連教授都嘖嘖稱奇：「他的器官看起來像六十歲的人。」
茉德不同。她肺部全是腫瘤，精心塗抹的粉紅指甲掩住指頭上的尼古丁汙點（應該是長年吸菸所致）。她跟哈洛恰恰相反，身體未老先衰，器官像是年紀更大的人。有一天，茉德隊（我們這樣叫茉德那組）取出她的心臟，其中一個學生小心翼翼捧起，傳給其他人觀察，怎料它滑落手套，砰地一聲掉到地上，裂開，我們倒抽一口氣 ── 心碎。怎麼這麼容易碎呢？我心想，怎麼你萬分小心別傷到別人的心，它還是這麼容易碎？
教授要我們注意情緒，可是在剝下大體老師頭皮、把他們的頭骨像哈密瓜一樣鋸開時，關閉情緒其實簡單多了（「歡迎大家繼續來到五金教室，」教授在頭部解剖單元第二天上課時，這樣招呼我們。我們一星期後就能做耳部「細解剖」 ── 不用鋸子，只用鑿子和鎚子的意思）。
每節課從拉開屍袋、取出大體老師開始。全班先靜默一分鐘，向容許我們支解他們身體的故人致敬。我們從頸部以下開始，蒙住大體頭部表達敬意；進行到臉部時先蓋住眼瞼，一方面仍是出於敬意，另一方面，是讓他們看起來比較不像真實的人。
解剖讓我們深切體會生命有多脆弱，我們也竭盡所能與這個事實保持距離，拿代代相傳的猥褻解剖口訣放鬆心情。例如十二對腦神經 ── 嗅神經（olfactory）、視神經（optic）、動眼神經（oculomotor）、滑車神經（trochlear）、三叉神經（trigeminal）、外旋神經（abducens）、顏面神經（facial）、前庭耳蝸神經（vestibulocochlear）、舌咽神經（glossopharyngeal）、迷走神經（vagus）、副神經（accessory）、舌下神經（hypoglossal） ── 口訣是「Oh, Oh, Oh, To Touch And Feel Virginia’s Greasy Vagina, AH」（喔喔喔，摸摸嘗嘗維吉尼亞滑嫩的陰道，啊哈）。解剖到頭部和頸部時，全班會一起喊這句話，然後死命K書，預習第二天的課程。
用功是有回報的，我們每個單元都高分通過，只是我不太確定有沒有人注意自己的情緒。
考試週的第一場是「跑台」（walkabout）。顧名思義，就是在一屋子的皮膚、骨頭、內臟間跑來跑去，跟搜查空難現場差不多，只不過你辨識的不是罹難者的身分，而是人體個別部位。換句話說，不是要你回答「我看這是張三」，而是要你仔細看看孤伶伶擺在桌上的那團血肉，想想它是手的一部分還是腳的一部分，然後回答「我想這是橈側伸腕長肌」。但即便是跑台，也還不是我們最血腥的場面。
這天要解剖哈洛的陰莖（冰冷，了無生氣，跟塊皮似的），因為茉德隊的同學解剖的是女性，所以湊來我們這組看。我們組的凱特（Kate）向來下刀精準（用我們教授的話說，她的專注力「犀利如九刃刀」），但茉德隊的人邊看邊鬼叫，害她分心。而且凱特割得越深，他們就越吵。「呴！」
「痛痛痛 ── 」
「我快吐了。」
圍觀同學越來越多，有些男生開始繞圈跳舞，拿膠裝教科書護著褲檔。
「很愛演。」凱特咕噥一句。她是要當外科醫生的人，沒閒情為特定器官作嘔。重新集中精神之後，她先用探針確定精索位置，然後再次拿起手術刀，從陰莖根部垂直切下，俐俐落落劈成兩半，跟切熱狗一樣。
「夠了，我要閃人！」其中一個宣布，他的幾個朋友跟著衝出教室。
課程最後一天是典禮，我們一起向大體老師致敬。我們全都讀了自己寫的謝卡，並演奏音樂，向他們獻上祝福，願他們即使身體支離破碎，靈魂仍完好無缺，能接受我們的感謝。我們談了很多大體老師的事，關於他們的脆弱，關於他們願意交出自己，任我們宰割，承受千刀萬剮，化為無數組織樣本，一毫米、一毫米地被放在顯微鏡下檢視。但真正脆弱的其實是我們 ── 不願意承認脆弱，更顯出我們多麼脆弱 ── 一群不曉得自己有沒有本事行醫的一年級學生；一群近距離凝視死亡的年輕人；一群時不時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掉下眼淚、不知如何是好的學生。
老師曾要我們留意情緒，可是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情緒是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它們。有人去上醫學院開的冥想課程，有人熱中運動，還有些人埋首研究。茉德隊有個同學變成菸槍，時不時偷溜出去抽菸，但堅決不信自己將來會跟他的大體老師一樣敗給腫瘤。我則是去當識字計畫志工，念書給幼稚園小朋友聽 ── 他們多麼健康！多麼活潑！身體各部分又多麼完整啊！不當志工的時候，我寫作。既寫下自己的經驗，也對其他人的經驗越來越好奇。我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為報章雜誌寫稿，訴說這些經驗。
有一次我寫到醫病關係課的事。那門課的主旨是教我們怎麼與病人互動。期末考有一部分是讓學生詢問病史，並把過程錄影下來。我們教授講評時提到只有我有問病人感覺如何，「那應該是你們首先要問的問題，」他對全班說。
史丹佛很重視待病人如人，而非案例。然而在此同時，教授們也坦承這越來越難，因為行醫方式正在改變。長期建立關係和仔細問診的老派作風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新潮的「管理式照護」 ── 每個病人看十五分鐘、工廠式的治療過程、限制醫生能為每個病人做多少處置。上完大體解剖課後，我為該選哪個專科想了很多：哪個專科還保有老派家庭醫生風格？還是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自己將來不會記得多少病人的名字，更不可能了解他們的人生？
我跟很多專科醫生見習，刪掉與病人互動最少的科別（急診醫學科：很刺激，但你不太有機會再看到你的病人。放射科：你看的是片子，不是人。麻醉科：你看的病人都在睡眠狀態。外科：同上）。我喜歡內科和小兒科，但我跟的醫生警告我環境在變，醫病之間的人際連結越來越淡 ── 為了不陷入財務窘境，他們每天得趕著看三十個病人。有幾個醫生甚至告訴我：如果現在能再選一次，他們也許會考慮選別的專科。
「你既然能寫，為什麼要當醫生呢？」有個教授讀了我在雜誌上的文章之後，這樣問我。
在NBC時，我的工作是編故事，但我渴望真實人生。現在我有了真實人生，卻開始懷疑：在現代日常醫療世界裡，還有沒有辦法好好聽人說故事呢？我發現，當我沉浸在別人的人生時，我覺得充實；而越是以記者的身分寫作，這種感受越深。
我有一天跟教授談到我的猶豫，她建議我雙管齊下，既寫作也行醫。她說，如果我能靠寫作賺些外快，看診量就不必那麼大，可以用老式作風看病人。但她也說，即便如此，我還是得處理保險公司盈篇累牘的文書作業，它們會耗費大量時間，壓縮我照顧病人的機會。世界真的變成這樣了嗎？我心裡嘀咕：靠寫作支持行醫生活？以前不是反過來嗎？
無論如何，我把她的建議列入考慮。只是我那時三十三歲了，醫學院畢業還要兩年，住院醫師至少三年，然後是研究醫師……而我知道我想成家。管理式照護的影響看得越多，我對行醫越是躊躇。我願意再花那麼多年完成訓練嗎？就算順利當上醫生，我有辦法既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行醫、又繼續寫作嗎？此外，我不確定自己真有身兼二職的能耐（至少這不是我的強項），何況還要保留一些空間給個人生活。學期結束時，我覺得自己得做出抉擇：寫報導，還是當醫生？
我選擇了寫作。接下來幾年，我為報章雜誌寫了幾百篇文章，也出了書。皇天不負苦心人，我想，我總算找到我的職涯天命了。
至於另一個人生目標 ── 成家 ── 應該也能水到渠成吧？離開醫學院時，我對此非常篤定。
[1]〔編註〕《哈洛與茉德》是一部美國電影，講述一對祖孫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