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河东岸，临猗滩最大，几万亩面积，旷无人烟，毛柳芦蒲充满。每到春日，太阳之下，水雾氤氲，天鹅起落，蚂蚱飞溅，所有岔流、沼泽里一起闪光，像突然撒遍了银钉，或是插着了万千的玻璃碎片，极尽灿烂。而秋后，黄昏里，多有风，狐鼠突奔，雁声嘹呖，柳絮芦花飞白，那蒲草也吐蕊了，粉气腾空，如红云列阵，久久不散。
滩上一直野蛮着，多鸟多蛇多鹰多虻，历史上出没过土匪。土匪能生吃鱼和青蛙，能在风里安睡，称作刀客，是一伙活着的鬼。解放后，土匪没了，做过刑场，枪决刑事罪犯和政治罪犯。也有人为了刺激，牵了细狗去那里撵野兔。十几条细狗捕猎六七只野兔，场面惨烈，常常是野兔被撕成碎块，细狗也累得吐血而亡。
农民曾经在滩上开垦过耕地，据说稻子可以穗长六寸，苞谷棒子大过牛角。但黄河三年两涨水，两年三涨水，一涨水滩就淹，龙口夺食，与虎谋皮，庄稼十种九不收，后来就没人再去耕作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影视剧组在滩上拍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场景，无意间发现芦蒲里有一株莲。这莲是自生的还是什么人或鸟兽偶尔把残藕丢在水里长出来的，不得而知，却给岸上人家启示，开始植莲。先是植了半亩，莲果然不怕黄河涨水，水涨了藕还在水下泥里伸长，水退了，莲又冒出尖尖角开叶结蓬。于是，数十年间，滩上有水处就聚塘，塘塘相连，埂堰纵横，到处都是莲。
七月里莲最繁荣，蜻蜓诞生，蝴蝶飞来，蛙声一片，人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旅游。他们知道黄河之所以大就在于泥沙俱下，但更喜欢滩上塘水的清浅，都爱莲，欣赏这叶在水面，花在叶端，屈曲交枝，层层叠叠，苍厚幽邃，碧海青天。便长久地守候着一朵花是怎样地绽瓣，掬水在叶子上了，偏要看那些银珠如何聚散。他们在一整天里或者是一个上午，以为自己在追逐美，能赏心乐事，上班族的就忘却了购房的贷款，商人再不去想怎么老是缺钱，学生摆脱了分数，连当官的也没顾忌了，管他个谁前谁后，该俯该仰。人人都如是蝉蜕了壳，轻松自在，随随便便。
从来的良辰美景都短，好日子到头了，漫长的十月到第二年春前，临猗滩又归于野莽与萧瑟。莲还在，它变换了颜色，深赭浅褐，枝干和叶子以枯而不腐的形象，或挺立着或倒伏着，倒伏了折而不断。一个塘一个塘，满塘里都是叶的团块和枝的线条，驳杂和混乱，一尽地苍凉。候鸟远飞了，一般人不再光临，来的却是些诗人和画家。这是一群忧郁者，钟情悲剧，兴趣残缺，总是灵魂不安。他们面对了那些团块和线条，说是看到了凝固的繁华，说是听到了寂灭的芳声，就写诗画画，写出了诗画出了画，给同伙欣赏和自己欣赏，竟也都潸然涕下。
临猗滩上一年到头都在刮风，风产生于空气的不平衡，四季风的变化使莲荣与枯，而趋荣而来的不理解为枯而来的人，为枯而来的人也理喻不了趋荣的人。
这一年，又是冬天，北京有一位大诗人和一位大画家，约定了，大诗人带学生去青海玉树采风，大画家带学生到临猗滩写生。大诗人和他的学生在结古寺后的山上放“风马”，“风马”即是印着神灵骑马的彩色小纸片，藏区人在求祈时将这些小纸片朝空撒去，使风经过的地方都能收到诚挚的祝福。而大画家和他的学生竟然就在临猗滩上发现了一张“风马”。这张“风马”是有游人也去了藏区而带回的，还真是被风传播而来，但大画家坚信这是大诗人的作为，他拨通了手机。大画家问：“你放的‘风马’？”大诗人说：“放的。”大画家说：“我收到了。”大诗人说：“神灵与我们同在！”
大画家在临猗滩上再次把“风马”向空中扬去。“风马”飘飞过了莲塘，莲塘里还挺立的那些莲枝上的残叶，或翻或卷或挑或翘。“风马”飘飞过了那一带芦林，芦林像剪裁过一样齐整而肃然。芦林里有好多岔流，有的岔流闪动着波纹，水里的鱼鳞就是这水纹，有的岔流水退去多日了，泥道上还是水纹的模样。学生们都站在一处土台上高望着“风马”，脚下的土台却软和起来，像凉粉团似的，跺跺脚，便沁出水来。再往高堰上去，有大雁十几只、几十只，列队从泥道上往前奔跑，倏忽起飞。在远处，黄河里落日正圆，霞光使整个滩如在蒸汽里。大画家看着他的学生们，学生们的耳朵同时透亮，而学生们看着大画家，大画家周身是一圈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