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從女用皮包到男用皮夾

時間是英國2017年大選當日晚上11點。投票處已在1小時前關閉，而社群媒體開始盛傳一則謠言。年輕選民投票率增加了。大幅增加。這則消息讓人們非常興奮。「青年投票去」運動（The Youth Vote）的發起人與執行長艾歷克斯．凱恩斯（ Alex Cairns）在推特發文：「消息人士告訴我，18~24歲的投票率約為72~73%！年輕人終於站出來啦！#2017大選」。註1113「青年投票去」是為了鼓勵年輕人參與英國政治而發起的社會運動。約莫2小時後，當時擔任全國學生聯盟（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主席的瑪莉雅．布提亞（Malia Bouattia）也在推特上提到同樣的數據，她的發文被回推了7,000次以上。註1114隔天上午，倫敦托登漢區的工黨議員大衛．拉米（David Lammy）也在推特表示恭賀之意：「18~25歲的投票率高達72%。你們太棒了，#2017大選。」註1115這篇推文被回推29,000次，多達49,000人按讚。

眾人連聲慶賀，但有一個問題：似乎沒有人拿得出任何相關根據。雖然如此，新聞媒體依舊轉述了這個說法，全都引用沒有根據的推特發文，不然就是援引其他新聞媒體。註1116到了聖誕節，牛津英文辭典決定選「青年震盪」（youthquake）一詞為年度詞彙，描述當時「年輕選民幾乎讓工黨奪得不可能的勝利」。註1117我們見證了一個喪屍數據（zombie stat）的誕生。

喪屍數據指的是死不了的假數據。它們之所以難以消失，一方面是乍聽之下，它們似乎合情合理。以英國2017年大選來說，結果幾乎與所有的選前預測相左，工黨席次大幅增加，因此人們需要一個答案。前所未有的年輕人投票率恰好滿足這個疑惑，於是一個故事誕生了，工黨討好年輕人，因此他們差點贏了。然而2018年1月，英國選情調查（British Electoral Survey）公布了新數據。註1118雖然數據的真確性引起一番爭議，註1119但調查顯示，所謂的「青年震盪」頂多只能算是「青年晃晃」。到了3月，要是談起「青年投票率大增」，重視信譽的人絕對會嚴正指示此說法有待求證，而那風光一時的數字「72%」已奄奄一息。註1120

英國的「青年震盪」可說是十分短命的喪屍數據。為什麼它沒能活得更久？部分原因在於，雖然在不記名的選票制度下，民意資料的準確度不可能百分之百，但我們依舊會搜集相關民意資料，而且是大量資料：選舉絕非乏人問津的研究主題。然而，要是喪屍數據出現在資料不足的領域，要戳破它可就沒那麼容易。

舉例來說：「窮人中有70%是女性。」沒人知道這個數據的出處，大部分都是回溯到一份1995年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然而文中並未解釋引用來源。註1121但這句話被廣為傳播，從報紙文章、慈善團體和人權活動的網站及新聞稿，到國際勞工組織（ILO）和經合組織等正式機構的正式聲明和報告，都出現它的蹤跡。註1122

有人試圖戳破這個數據。《從貧窮走向權力》（From Poverty to Power）一書作者鄧肯．葛林（Duncan Green）就說這個數據「很詭異」。註1123「政治事實」（Politifact）求證網站專職作者強．葛林柏格（Jon Greenberg）則引用世界銀行的資料註1124，指出「貧窮的男女人口相當」，而且事實上，男人還稍微更窮一些。世界銀行的全球性別現況研究中心（Gender Global Practice）資深主任卡倫．葛洛恩（Caren Grown）則直白的抨擊此數據「無中生有」，解釋我們根本沒有依性別分析的資料，更別提「貧窮」一詞也沒有舉世公認的定義，因此絕無法斷言貧窮人口中究竟是男人多還是女人多。註1125

這就是揭穿謊言時，人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數據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但我們現在根本沒辦法確認。葛林柏格引用的資料的確提到貧窮非關性別，但那份調查報告雖然有令人驚豔的樣本數（「匯集來自73國的600項調查」），但絕對無法依此斷定女性貧窮的現象嚴不嚴重。建立精準的計算標準非常重要，因為數據資料會決定資源分配。劣等資料會讓資源分配不均。而我們現有的資料的確非常差勁。

目前性別貧窮的狀況是以家庭為單位來估算相對貧窮的程度，註1126兩方分別是由男性掌控資源的家庭（男性為一家之主），以及由女性掌控資源的家庭（女性為一家之主）。註1127然而，這樣的評估方式隱含2種假設前提，第一是一個家庭所擁有的資源會平均分配給所有家庭成員，每個家庭成員都享受同樣的生活水準。第二個假設是，不管一家之主是男還是女，每個家庭在資源分配上都沒有性別上的差異。然而，這2個假設實在不可靠。

我們先來聊聊，一個家庭裡的所有成員都享有同等生活品質這個假設。以家庭為單位估算貧窮程度，讓我們無法取得個體的貧窮資料，但在1970年代末期，英國政府在無意間建立了一個頗為方便的實驗，讓研究人員得以使用間接測定法（proxy measure）測試此項推論。註11281977年以前，英國兒童福利主要是透過減少父親薪資繳納稅額發放。1977年後，這項減稅措施調整為由母親領取現金，也就是說原本由男人取得的福利，重新分配後交到婦女手中。要是一個家庭的財富都平均分配，那麼「從男用皮夾轉入女用皮包」的福利轉變，應該不會影響金錢花用的方式。但實情卻非如此。以間接測定計算英國人花在服飾上的費用時，研究者發現這項福利政策連帶改變了國民消費，「和男用衣物相比，女用和兒童衣物的消費大幅增加」。

當然，1977年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要是你期待這些年來事情已大有轉變，的確無可厚非。不幸的是，在英國，這是最近期的性別分析資料，因此我們無法得知目前情況如何。但我們的確找到其他國家近年的資料，包括愛爾蘭、巴西、美國、法國、孟加拉和菲律賓，然而它們看來並不樂觀。伴侶之間並未平均共享財富，當女性握有支配權，她們依舊比男人更願意把錢花在孩童身上（孩童一詞本身無性別之分，但藏有許多不平等現象註1129）。註1130由此看來，除非英國是某個祕密的女性天堂，不然情況絕對跟1977年差不了多少；而我可以保證，英國絕不是什麼女性天堂。

更可嘆的是，英國政府決定推動一個名為「統一福利」（universal credit）的新制度。統一福利涵蓋數種福利和稅額減免（包括兒童稅務減免），而且不同於舊制，它會直接將津貼轉入每個家庭收入較高的人。註1131然而在異性戀伴侶中，性別薪資差異使得收入較高者幾乎都是男性，因此收到津貼的人大多是男性。但我們無法確認明確數據，因為英國勞動與年金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根本沒有搜集性別資料，無人確知福利金究竟流向何處。基於此，至少在英國，性別貧窮的資料缺口只會愈來愈大。

現在知道男性與女性的消費優先順序並不相同後，我們對第二個推論的反應當然是一個大問號，也就是家庭成員的生活水平不會受一家之主是男是女所影響。現有資料都否定了此一推論。盧安達和馬拉威的調查都指出，女性為首的家庭與男性為首的家庭相比，前者的孩童比較健康──就算後者的收入比前者高，仍然如此。註1132

印度卡納塔卡邦2010年的家庭資產調查分析結果更令人震撼。註1133要是單單比較男女各為一家之主的情況，家庭的貧窮程度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然而評估個人貧窮狀況時，卻出現駭人的性別差異。聽好了：生活貧困的人多達71%為女性。而在窮人之中，女性所受的剝削程度最為嚴重。更令人驚訝的是，那些窮困女性所處的家庭事實上並非「貧窮家庭」，這顯然證明我們萬萬不該以家庭資產評斷性別貧窮情形。

時候到了，我們該消滅那些喪屍推論。我們不該以為能以家庭為單位計算貧民人口，或者以為「女性擔任一家之主」對男性貧窮情形的影響，和「男性擔任一家之主」對女性貧窮情形的影響完全一致。這些推論都來自錯誤資料，以及未依性別分析的報告。不只如此，它們甚至讓性別資料缺口更加嚴重，影響了某些決策訂定的過程，對女性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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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幾乎所有已婚伴侶都會合併報稅。但這並非強制性的：他們可以選擇單獨或合併報稅。然而，稅制透過低稅率和特定稅項減免，強烈鼓勵伴侶合併報稅，因此多達96%的已婚伴侶會採取合併報稅。註1134實務上的結果就是，美國幾乎所有已婚女性都因此多繳了所得稅。

美國採用累進稅制，也就是說有好幾個級距。你賺進的第一個1萬美元所要繳的稅率較低，而第二個1萬美元的稅率會稍高一些，以此類推。舉個例子，你賺了2萬美元，而你的朋友賺6萬美元。你朋友賺的第一個2萬美元，付的稅率和你相同，你們都要付一樣的所得稅。但她一旦賺超過2萬美元，多出來的部分就必須繳更高的稅率。不過，要是你們剛好是已婚伴侶，並一同報稅的話，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一旦合併，你和你的伴侶就被視為單一經濟單位，擁有8萬美元的收入，而計算所得稅的方式也隨之改變。

已婚伴侶合併報稅時，必須「疊加」雙方薪資。收入較高者被視為「主要經濟支柱」，他們的收入以較低稅率計算，由於兩性薪資差異，主要經濟支柱通常是男人。收入較低者（通常是女性）被歸為「次要經濟支柱」，以較高稅率計算。回到上面的例子，一對分別賺6萬和2萬美元的伴侶，當中的2萬美元被當作家庭總所得8萬美元的最上層，因此要付的稅率是8萬美元中的最高稅率，而不是單付2萬美元的稅率。也就是說，賺2萬美元的人若與賺6萬美元的伴侶聯合申報，那麼他或她繳的稅，比單身時繳的稅率還高。

支持已婚伴侶合併報稅的人會反駁，這對伴侶一起付的稅金，比他們各自獨立申報所需付的稅金要少。的確如此。但我們已經發現，所謂「所有成員公平享有家庭資源」的假設根本不符實情，儘管已婚伴侶合併申報時付的稅較少，並不代表多出來的錢會流進收入較低者的口袋。然而要是她單獨申報，就不用付那麼多稅。而且我們還沒提到合併申報可能讓婦女面對更嚴重的財務剝屑和其他問題。簡而言之，現行美國對已婚伴侶的課稅方式，其實讓職業婦女陷於十分不利的處境。事實上，數份研究都指出，合併申報讓已婚婦女失去就業動機，註1135而我們已經知道，這會減低國內生產毛額。

美國的稅制因為沒有考量性別差異，結果造成歧視婦女的窘境。但美國絕不是唯一的例子。近年有份論文指出，「許多經合組織國家」試圖立法降低兩性薪資差異，然而事實上這些國家的家庭稅務計算與減免補助制度反而進一步加深兩性差異，這實在令人困惑。註1136英國和澳洲就是其中的2個實例，即使已婚伴侶分開申報所得稅，大部分的福利與稅收減免算法依舊違反了獨立報稅原則。

一家之中，要是收入較低者的收入低於11,500鎊，英國的婚姻津貼（Marriage Allowance）就會減免主要經濟支柱（多為男性）的所得稅。註1137此種作法從兩方面加深兩性薪資差異：補貼男性收入，同時倒行逆施，鼓勵女性減少有薪工作時數。日本的已婚夫妻所得稅減免方案也有一樣的男性偏誤。自1961年起，「只要另一半的收入低於日幣103萬（約莫29萬台幣）」，一家之主（多半是男性）就能「獲得38萬日幣（相當於10.6萬台幣）的減免額」。日本勞動部2011年的調查指出，「刻意減少工作時數的已婚兼職女性中，超過1/3表示她們之所以這麼做，是為了保有所得稅減免資格」。註1138

阿根廷的稅收制度則藏著另一種性別偏誤。在阿根廷，受雇者所能獲得的稅額減免幾乎是自雇人士的4倍。這和性別有何關係？大部分男性通常受雇於正式經濟體，而女性在非正式經濟擔任自雇者的機率比較高。註1139因此，稅制實質上提供給男性的減免額比女性多。

為什麼如此多的稅收制度歧視女性？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並沒有系統化搜集稅收制度如何影響女性的資料。換句話說，背後推手就是性別資料缺口。根據歐盟議會2017年的報告，稅制對女性的影響「一直是未受研究的領域」，他們號召人們進行相關研究，按性別解析資料。註1140就連西班牙、芬蘭和愛爾蘭等國家，雖然以性別觀點分析國家預算，但他們的調查多半以國家支出為主，沒有重視稅制。奧地利是歐盟中「少數為稅制明定目標的政府之一，比如推動兩性應平均分配有薪與無薪勞動，鼓勵女性參與有薪勞動，降低性別薪資差異」。與此同時，一份2016年的調查發現，歐盟成員國中只有芬蘭和瑞典設有嚴格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註1141

稅制的婦女問題絕不只是一家資源兩性均分的喪屍推論，還延伸到稅制理論本身──至少目前的稅制仍有很大的問題。自19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的政府就不再那麼把稅制當作資源重新分配的手段，轉而把稅收視為抑制經濟成長的潛在原因，必須謹慎限制。結果就是，資本、企業和高收入者要付的稅比較少，而且有愈來愈多的漏洞鼓勵跨國企業和超級富豪靠鑽漏洞逃漏稅。這是基於不要「扭曲有效市場制度」的概念。註1142

這個架構只有在當稅制降低了婦女加入就業市場的動機，而可能對經濟成長造成影響時，才會意識到性別問題。沒有人在乎一個偏狹、只關心「經濟成長」的稅制如何犧牲女性，卻讓男性坐享其成。由於兩性的薪資差異，降低高收入者的所得稅時，獲益者多半是男性。同樣的，世上絕大部分女性的社經地位，都不足以讓她們用高薪聘用會計師，幫助她們逃漏稅。降低或沒有推行富人稅和資產稅，主要的獲利者也多半是男性，因為握有大量財富與資產的人士多為男性。註1143

但問題的核心不只是男性獲得的利益遠多於女性。這些有男性偏誤的福利制度所造成的代價多半由女性承擔，因為我們已經看到，要是出現某項服務缺口，通常是由女性以無薪勞動來填補。女性預算團體在2017年指出，當英國政府的撙節政策嚴重衝擊女性，「稅制減免讓男性獲得不合比例的利益，到了2020年，這會讓財政部每年損失440億英鎊」。註1144這包括了燃料稅與酒品稅減少90億英鎊，公司稅減少130億英鎊，而增加所得稅和提高國家保險門檻則進一步讓政府損失220億英鎊。這些稅務減免累積起來，遠超過社會保險支出一年的刪減額──由此看來，政府並沒有資源不足的問題，而是優先支出順序的（性別）差異。

低收入國家有稅收過低的問題，而跨國逃漏稅技巧讓這個問題更加嚴重：跨國公司常常「和開發中國家協商免稅期或各種補助措施，當作讓企業前往當地投資的條件」，據估計，每年開發中國家為此付出1,380億美元的成本。當然，支持者會宣稱唯有免稅和剝削便宜勞工才能吸引大型企業前去投資，不然還能怎麼辦呢？事實並非如此。經合組織發現，「企業投資開發中國家時，政府的獎勵措施鮮少是他們的首要考量」。註1145相反的，便宜的女工對企業主來說倒頗具吸引力。儘管如此，有時「國際金融組織會強迫開發中國家提供優惠稅制作為交換條件」。註1146

英國的稅制減免額遠超過政府支出的刪減額，同樣的，國際貨幣基金會估計發展中國家每年因逃漏稅而損失的稅收，高達2,120億美元，完全超過他們所收到的援助金。註1147全球未記錄的離岸金融財富（offshore financial wealth）中，估計超過1/3集中於瑞士，為此聯合國近期質疑「瑞士的稅制與金融保密制度，對全球女權產生負面效應」。註1148經濟與社會權利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2016年的分析報告指出，多國銅業公司藉由逃漏稅所省下的錢，比如總部設在瑞士的嘉能可公司（Glencore）在尚比亞避的稅，足以支付尚比亞60%的全國健康衛生預算。經濟與社會權利研究中心也估計，「瑞士光一間銀行分行的存款所創造的12億美元直接稅收，就相當於印度政府女權支出費用的44%，也相當於印度2016年全國社會支出的6%。」註1149

政府需要錢，他們只能想辦法彌補這些損失。許多政府都轉而提高消費稅，因為徵收消費稅不是難事，也不容易發生逃漏稅的情形。低收入國家「藉由加值型營業稅（又稱增值稅）之類的間接稅，可增加2/3的稅收，跟所得稅相比，前者占後者的1/4再多一點」。註1150國際勞工組織近年一份分析發現，世界各地多達138個政府（93個開發中國家和45個已開發國家）不是計劃提高就是打算擴展消費稅，甚至雙管齊下，而加值型營業稅都是他們的主要手段。註1151

提高消費稅嚴重損害女性的權益。不只是因為女性貧窮（一個人愈窮，花在消費的薪資比例就愈高）的比例較高，而且購買食物和家用品的任務多半落在女性肩上。再加上女性的有薪工作機會通常工時比較有彈性（性別薪資缺口是一大原因），因此提高加值型營業稅會迫使女性花更多時間從事無薪勞動，以自家生產取代出門購買。

雪上加霜的是，政府決定課徵哪些產品的加值型營業稅時並未考量到性別差異，這是因為我們欠缺與消費稅率和減免所造成的影響相關的性別分析資料與研究。註1152被視為「民生必需」的產品通常不會被課徵加值型營業稅，因此在英國，被視為必需品的食物沒有加值型營業稅；iPhone手機不是必需品，因此有加值型營業稅。然而，男人眼中的奢侈品可能是女性的必備品，世界各地的女性一直發起各種運動，要求以男性為主的立法人員把個人衛生用品視為必需品，而不是得課徵增值稅的奢侈品。然而在某些國家，她們尚未成功。

世界各地把稅制視為促進市場發展的客觀涓滴（trickle-down）註1153力量，但稅制對兩性分別造成截然不同的重大影響。政府根據未做性別分析的資料，和男性是人類預設值的思考模式，訂下稅制。再加上我們沒有考量女性對國內生產毛額的貢獻，也沒有在安排國家支出時考量女性的需求，因此全球稅制不但沒有減輕性別貧困的問題，反而讓這個問題進一步惡化。要是世界決心消滅不平等，我們就該落實以實證為基礎的經濟分析，把這視為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