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走到街上信筒旁边把信送到信筒的入口处，信的大半已塞入筒口中，但还未曾撒手的时候，我藉著路旁的灯光看了一下信筒上的收信时刻，我看见上面的字写著说，“下次再开，上午七点。”
我心中想道，“应许人至晚31日答覆，不料到底这封信在31日未曾赶上邮班。
日期是已经误了，与其让它在邮筒里放一整夜，不如先把它拿到家中去，明晨再送。”
想到这里，我便把这封一大半已经塞入信筒口中的信又抽了回来，无精打采的走回家去。
那一夜愁苦叹息。
自己心里思想道，“我的境遇怎么竟这样不幸呢？
入学的门关闭了，想找事又找不到。
好容易遇到这仅有的一个机会，又是这样各方面都不适宜。
神这样待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次日早晨我的心意忽然转变过来。
我定意走这一条我所不愿意走的路。
我想，到保定去总比困处在家中还好一些。
我撕了昨晚所写的信，另外写了一封信寄到保定去，接受他们的邀请。
9月11日早晨离了北京，乘京汉路车到保定去。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到远方去。
起身以前，母亲因为我离家远出，流下泪来，我自然也哭了。
午间到了保定，下了火车，和接我的人一同到了西关福音园烈士田学校内。
当我进到那个院子的时候，看见那小的院落、小的房屋、乡间装束的小学生，样样都使我心中懊丧。
我感觉无限的凄凉。
我见了校长以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介绍人提到我的经历和学识，他决定拨一位教高小的教员去教初小，改请我教高小和中学一年级学生的功课。
因为那时候校中方才增设中学一年级，所以中一是全校中最高的一班。
此外他也对我破格优待，薪金不打八折，却十足的付给我十二圆钱。
这两件事的改变，使我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
特别是他请我教中学一年级和高小的功课这件事，鼓起我很大的勇气来。
次日上课，讲完功课以后，便以道勉励学生。
那天的日记上我写了几句话：
“生平之志，助人向善耳。
今以立志修身之道为各班学生言之，俱表乐受之意。
使予而能导此数十青年，俱在此极短时间之内化为高尚有志之青年，余之此行不虚矣。”
（1919年9月12日 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