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露体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如经上所记，我们为袮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对我来说，除了肉体的疼痛之外，最难面对的就是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反应。我父母住在离休斯顿约两百英里以外的路易斯安那州，但他们在我第一次手术的隔天就赶到了。我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妇人，我一直以为她能应付任何事，但是当她走进加护病房看到我的时候，还是昏过去了。我父亲不得不扶着她离开病房。
母亲的反应，使我意识到自己看起来有多可怜。
事故的发生之后，最初几天的我是一片恍惚。我不确定是否真的有人来探望过我，还是我自己的幻觉——伊娃和护士告诉我，我有时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
医院允许每天有人来探望我，只是有限定每次几个人。虽然探病者没说什么，但我从他们忧伤、怜悯的眼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心情。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察觉到他们是如何看着我。现在回忆起来，也许我是错的。我想或许是当时我认定自己一定会死，而我也确实想死，以至于我把自己的感觉当成是别人的反应。
无论是对还是错，当时我确实觉得，我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缠满纱布的躯体，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尽管他们对我说了许多鼓励和安慰的话，我总觉得他们心里可能认为我随时会死。我甚至想象他们是赶来见我最后一面，与我诀别的。
尽管我的肺炎症状消失了，还是得继续治疗后遗症。护士每隔四小时就得来一次，对我进行呼吸复健治疗。他们拍打我的胸膛，迫使我透过一只塑胶的口鼻罩吸入一种气味难闻、味道怪异的东西，据说这种东西能在我的肺里形成一层膜，使肺炎不再复发，并且使我的肺脏得以恢复。那时候，每次我醒来，看到护士走进来，心里便想着：哦不，又来了！她们又要来让我吸那种东西，又要来拍打我，让我的痰咳出来。虽然这个疗程很痛苦，效果却不错。赫尔曼医院急救组的组长胡庆斯医师每天都来看我几次。他对待病患并不温和，但却以猎狗般的执着态度，不愿失去任何一个病患。
他硬性要求我吸气。“现在不要停，不要停，继续吸。”看我病成那样，他在一旁为我拼命打气：“别放弃，继续吸。”他不但这样说，而且帮我一起做。
我常常没力气再吸下去，就停了下来。
这是我就看见他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之后甚至变成了恼怒：“你没听见我的话吗？现在快吸！吸气，然后咳嗽，快点！”
我摇摇头，已经没有力气再做下去了。
“这可没什么好商量的，现在你一定要吸！来吧，快吸！”
“我没办法了。”
“好吧，你不做，你就死定了。你不做的话就会死，你懂吗？”
我本来就不想活了，但是当他对我喊叫的时候，显然有什么改变了我。
我乖乖地开始吸气。
不久之后，医护人员开始想办法把我的腿抬起来，这样我就可以坐起来了。可以坐起来已经比以前进了一大步。我本来以为自己再也无法侧躺或者俯身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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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我感觉每次我睁开眼睛眨眼时，不出几秒便有人把盛满食物的汤匙，推进我的嘴里。
“张嘴。”
有一次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注视着他。拿汤匙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他托起氧气面罩。轻轻把汤匙放进我嘴里。“对了，就这么吃。”
我顺从的咽了下去，然而，在迷迷糊糊中，我也开始思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慢慢的，我意识到这是史丹•莫尔丁的声音。他是阿尔文中学胡蜂队的橄榄球队首席教练和运动部主任。在我复原期间，我的女儿就是住在史丹和苏珊、还有他们两个孩子的家。莫尔丁教练听说我不愿进食，体重以危险的比率下降（那时候我虽然才掉了几磅的体重，但住院的前六个星期，我的体重几乎降了五十磅），于是他在百忙中抽空来到赫尔曼医院。他不只是来探望我，还让护士把我该吃的食物拿给他，然后一直坐在我床边，等着我醒来。
一看到我完全清醒过来，史丹就开始给我喂食，同时还对我说话。而我呢，也一边尽力咀嚼，一边听他说话。在我复原的那段时日，这大块头男人温柔和无私的付出，是我所经历最为感人的事迹之一。史丹是一位集力量与温柔于一身的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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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提过伊利扎诺夫支架，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普通的疗法，但事实并非如此。伊娃不得不做出一个没有人可以单独做的决定，决定让我使用这种还在实验阶段的疗法。
这种仪器本来是用来拉长腿部的，为了帮助那些患有先天长短脚的患者（有些患者的双腿甚至相差事儿英寸），以及必须依靠轮椅、辅助器或拐杖生活的人。伊利扎诺夫支架会强迫腿里的骨头生长，同时保持周遭的组织无损。在伊利扎诺夫支架的机械动力作用下，人体的骨架可以在缝隙间长出新的骨头。
伊利扎诺夫骨头生长仪器，也被称作外部固定矫正器，是一位名叫伊利扎诺夫的斯伯利亚医师所发明的。
伊利扎诺夫医师在羊的身上进行试验，发明了这种使断骨再生或使先天的短骨增长的方法。对于像我这样失去了一块骨头的人，这项治疗需要用干净利落的方法切入下肢，吧像钢琴弦一样粗的电线埋进皮肤和骨头里，然后再从另一端把这些线拉出来。
大腿骨的伊利扎诺夫支架，使用铅笔大小的杆子固定在臀部。医师钻了洞，让四根杆子从我腹股沟的鼠蹊部到我左边臀侧固定住。手术过后，我的左腿部至少打了三十个洞，其中有很多是完全穿过大腿的。大的洞就直接穿过肌肉，而杆子就埋在骨盆里。在手术完六个月后，我就从针孔处看进腿里面。
每天都会有人进来病房，在伊利扎诺夫支架上转动螺丝帽，使骨头可以伸长。通常都是由护士来完成这项工作。在我从医院返家之后，这项工作就由伊娃来做。在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左大腿骨就从原来断骨的基础上重新生长出来。虽然我必须忍受剧烈的疼痛，而且恢复工作既艰巨又漫长，但这真是一部非常奇妙的仪器，我称呼它为“丑陋的美妙”。
我的左手臂也从上倒下插植了六根杆子，手臂上下端都用颇大的不锈钢固定住，因为前臂的两根骨头都没有了。杆子的大小也跟铅笔差不多，它们让格雷德医师可以从我右边的骨盆上采集骨头，移植到我的左前臂上。医师解释说，这有点像开钻油田时的采样。此外，他们也从我的右腿取了三十二平方英寸的皮肤，移植到我左臂上的大伤口。然后在我前臂新长的骨头之间，埋置了一条铁氟龙带子，以防止新骨头之间互相沾粘，长在一起。
可惜的是，那样的技术对我来说效果不大——骨头虽然生长得不错，但还是站在一起了，因此我的左臂没办法旋转或内弯——我的手肘无法伸直，手掌也无法上下翻转自如。当我伸出手臂，我的手总是处于类似握手的姿势，也不恩那个向左或向右弯曲。也许这一切的治疗看起来很野蛮，而但是我的感觉也的确如此，但就像伊利扎诺夫支架一样，手臂的治疗奏效了。
是的，伊利扎诺夫支架的治疗是有效的——然而这也是整个治疗过程中我承受最大痛苦的部分。
埋在我推理的不锈钢伊利扎诺夫支架，大概有三十磅重，在我手臂的外部固定矫正器，也有二十多磅重。无论我坐轮椅（大约有八个月的时间），还是用滚动步行器（近三个月），或是最后用拐杖（有四个月），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一直负载着这额外的重量。
你能想象凡我所到之处，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吗？当人们看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身上到处插满了窜出一大截的钢管，都惊讶得看呆了。
几乎每一次，我坐着轮椅到格雷德医师的办公室接受例行检查时，其他病患都会有很强烈的反应。虽然那些病患自己不是上石膏，就是带着固定的金属环，或是撑着拐杖，但几乎所有人都忍不住以奇异的眼光看着我，看着我的杆子及不锈钢圈。没有例外的，必然有人会带着自嘲的口吻说：“哇，我还以为我是最惨的呢！”有时还会补上一句：“看到你的样子，我感觉好多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成了评定伤痛程度的度量衡。
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说：如果许多年后，考古学家发现了我的尸体，我身上这些“金属件”，一定会让他们惊为世界奇观，一位找到了新物种。因为我身体的架构已经完全重组过了！
从那时候起，我再也无法把简单的身体动作堪称理所当然。在我复原期间，即使是最小的肢体动作，也成了一项奇迹。每当我重新学会一个动作，都好像完成了一项大工程。
后来我才知道，格雷德医师费了极大的努力，才找到这个可以保住我的腿和手臂的方法。我将永远感激他没有放弃我和我的未来。
我的右膝盖也被压碎，所以我不得不打上很长一段时间的石膏。他们在我膝盖骨的地方缠了一个网框，来帮助伤口愈合。我的右臂，是四肢中唯一没有断裂的。
伊利扎诺夫支架的成功并没有减轻我的疼痛，连一分钟也没有。
我不知道我问了多少次“还要多久？”这类问题。我很想知道，我还要忍受这部仪器多久的时间？还要多久才能判断这部仪器是否有效？还要多久我才能再一次站起来行走？
没有人愿意或能够给我一个答案，但是我还是不停地问。
“几个月吧！”通常他们会这么说。
“到底几个月？我继续追问。
有一位医师被我逼急了，最后对我说：“需要很多个月，也许更长。“
“你是说，有可能要好几年？“
“是的，也许要好几年。“
“即使这样也无法保证，我可以保住我的四肢，是吗？”
“无法保证。如果突然发生感染，我们也许就不得不把你的腿拿走。”
“你是说，我这样忍受了几个月之后，还是有可能会失去我的腿？”
他点点头。
显然，这并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虽然伊娃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但我却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我不断地希望得到一个保证，保证我可以完全康复。
我想得到一个答案，也许更想要的是一个承诺，一个我可以痊愈的承诺。我希望可以恢复到以前正常的样子；我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双腿走出医院，回复以前的生活。但是没有人愿意或能够给我那些承诺。
经过了许多个月，终于有一天，我真的能走着回到那家医院，并且拥抱了所有的护士。
在我接受伊利扎诺夫支架治疗之后的那几个月，我还遭遇到其他问题。有好几次，我出现感染现象。每一次的感染都迫使我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感染有可能会扩及全身，一直我再醒过来时，就会发现自己失去了那条腿。
我在出院后也曾出现过几次感染，其中有三次我不得不再次住院，进入隔离病房，使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来控制感染症状。
那时，有好几个晚上，我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求袮把我带回天堂吧。我不知道袮为何要把我带回地上，请不要把我留在这里。”
然而，上帝对我的祷告仍旧给了否定的回答。
我还是不知道祂这样做的全部理由，不过在接下来的时日里，我渐渐了解至少部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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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原的疗程中，当我日复一日躺在医院病床上时，我渐渐明白上帝把我差回人间的用意。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必须承受这么大的肉体折磨，但我不停地想着大卫•坚泰尔说过的话。他说他和其他人为了我可以活下来，大声呼求祷告，而上帝应允了他们的祷告，所以我活着必定有一个目的。
在那些惨痛的日子里，我一直记住大卫的话。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是靠“上帝让我或者有一个目的”的这个想法，苦撑着活过来的。
我在赫尔曼医院的加护病房住了十二天，然后又在赫尔曼医院住了四、五天。之后，他们把我转到同一条街上的圣路加医院。这两家医院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医疗中心之一。我在圣路加医院共住了一百零五天。回家以后，我又在床上躺了十三个月，并且经历过三十四次手术。毫无疑问的，我还活着是因为从迪克•奥尼瑞克乃至全国各地，有许多人一直在为我祷告，而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我素不相识的。
那也许是最大的奇迹：人们祷告，而上帝应允了。
当我回顾这个过程，我看见上帝使用了许多人来救我。迪克•奥尼瑞克用他持续的祷告救了我；格雷德医师帮助我度过最初的手术过程，并且救回了我的腿和手臂；胡庆斯医师在手术后又用他猎狗般执着的决心救了我的命；而圣路加医院骨科勇敢的护士们，不分昼夜的照料我。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我的治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把能活着离开加护病房归功于大卫•坚泰尔和其他人为我的代祷。“从现在开始由我们来负责。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就可以活下来。我们要用祷告来帮你度过这一关。”
我知道我不会死。
上帝的子民不会让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