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們的《辭彙》於1967年出版後被譯成十五種語言左右，自然感到欣慰。然而，在陳教授與沈、王兩位先生等人的細心照料下，今日中文版的問世為我帶來的卻是一種全然獨特的喜悅。
以中文……。我想是尚．考克多（Jean Cocteau）轉述了畢卡索這個敏捷的回答。在畢卡索的畫前，一位女士以時常伴隨著愚蠢的自信，驚嘆道：「哎呀，完全不懂。難以理解（c'est du chinois. 這是中文）」。對此，畢卡索反駁說：「親愛的女士，中文是一種六億人說的語言」（這應是當時的數字）。
佛洛伊德最初的作品引起同一類的反應，儘管它們不是以相同的字眼表達：荒謬、可恥、無法理解。一如畢卡索，佛洛伊德回答道：「這個你所棄絕的語言，卻正是數百萬人，甚至是所有的人類所說的語言。這是無意識的語言；我竭盡全力使它得以理解，翻譯它──這個陌生、神秘、尤其比其他語言都來得更為生動的語言」。那麼《夢的解析》這部精神分析的初書，若非是對我們的夢與症狀這種「中文」的辨讀，還會是什麼？
新譯本的刊行，也讓我有機會在三十年後就這項需要多年工作──一項因為加深了一段長久的友誼而更令人高興的工作──的計畫所代表的一切，提出幾點評語。
第一點：尚．拉普朗虛與我兩人時常因下列的現象感到惱火：我們的《辭彙》在某些外文版中被稱作《辭典》或，更惡劣地，《百科全書》，就好像我們允諾我們的讀者：「現在你將完全理解精神分析！」的確，辭彙與辭典之間的細緻差異或許似乎微不足道：兩者不都是以字母順序分類的方式，清點整理了日常或專門語言中的字？然而對我而言，兩者之間確實存在一種根本的差異：辭彙，正如其名便足以表示，所針對的是由一社會群體或一個人所確實使用的語彙；例如，我們可說：它豐富或貧瘠。就作者而言，它僅限於抽取出他藉以表達他所想說的話的那些字。將此特徵更推進一些，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辭彙與語言辭典不同，前者所關切的並不在於所有現存的字，而在於一個群體或一個個人賦予其特殊意義的那些字。
這帶領我到第二點。雖然我們的序言說明的很清楚，但某些讀者還是抱怨我們的著作中並未列入包括「夢」、「焦慮」或「愛」等條目。就好像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存有一種對夢的創新構想，一種甚或多種焦慮理論，在他之後我們便不再如往常一般理解愛這個字；然而，儘管如此，人們並不因此就暫止不去作夢、愛、恨、或理解焦慮。這些字與現實早已存在許久。明顯地，《辭彙》的目的從來不在於提供一本精神分析手冊，讓人不必閱讀佛洛伊德的著作。它力求引介人們進入佛洛伊德的著作中，並提供一些標記、要點；我必須補充，對我們兩個作者而言，它的意義也正是如此：它是一種研究，而非是先前獲得知識的一種應用。反之，作為對我們而言一種朝向佛洛伊德的運動之回音，我們希望能夠說明我們所分析的概念之運動，這些概念在著作中移置，朝向多種不同、有時甚至相反的方向。這些方向變得豐富，但有時卻變得比它們初現時貧瘠。況且我們所強調的是評註而非定義：前者凸顯出此種思維的運動，而後者在獨厚一個意義的同時犧牲了多義性。
我所專注的正是此種多義性，或者用一種較簡單的字眼表示，這一開展系列的意義。由此引申出我對將精神分析語言變成技術性、專門語言的作法，抱持遲疑的態度：如此的語言，極可能使那些無法掌握它，繼而逸離的人退縮，因為他們只看見一種行話、一種語言牢籠；但精神分析是開放的！我認為，一如所有偉大的作家，佛洛伊德的確特別曲折，甚至顛覆他所使用的字──例如，抑制、投資、對象──然而這些字來自於日常語言，一種共享的語言。我們不要將精神分析語言變成「中文」！它屬於全人類。
讀者無疑地會察覺到，大部分摘錄在這本書中的佛洛伊德文本屬於後設心理學的範圍。它幾乎未提及較為「文學性」、但並不因此便較不「精神分析的」作品，如〈有關衛城之記憶障礙〉或〈無常〉。這是因為我們希望將討論集中在──這也是《辭彙》刻意的限制之一──那些被我們稱為佛洛伊德的理論裝置上。藉由一種更專注於文本而非營造作品的閱讀，其他研究者得以發現某些「意符」的重複出現，或彙整出佛洛伊德所特別強調的隱喻。我們的《辭彙》或許開啟了這些研究途徑。
最後，一個給讀者的忠告：當你們在閱讀佛洛伊德或其後繼者的著作碰到問題時，再參考這本書。尤其，我重複，不要將它當作一本手冊，不要認為藉由修習它你們便可環遍精神分析（永遠不可能結束精神分析！）。另外，當你們作為臨床醫生、哲學家或文學愛好者的經驗，變得足夠豐富與個人化，得以讓你們或許不自知地找到一種專屬於你們的思考與陳述方式、一種同時私密與開向他者的語言時，那麼就忘記這本《辭彙》吧！
尚-柏騰．彭大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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